22最适合演阿塔图尔克的人

苏纳伊·扎伊姆的军人事业和现代戏剧事业

卡在国立医院太平间指认了其中一具尸体，就此匆匆忙忙做了笔录，卡在上面签了名。卡和鹰钩鼻坐上同一辆军用卡车，胆小的狗闪到一边，看着他们沿着空荡荡的街道走着，街上挂满了竞选海报和反对自杀的宣传画。往前走着，卡可以看到原本拉着的窗帘拉开了缝，玩游戏的小孩子们和父亲们向经过的卡车投来了好奇的目光，但此时卡的心思完全不在这里。奈吉甫的脸，直挺挺躺着的姿势总是出现在他眼前，挥之不去。他想到了旅馆伊珂会安慰他的，可是卡车经过空旷的城市广场后，来到阿塔图尔克大街的尽头，在与民族剧院隔两条街的一栋楼前停下，这楼是俄罗斯时期留下的，约有九十年历史。

这是个单层别墅，来卡尔斯的第一个晚上，它的美和颓败使卡伤感不已。城市落入土耳其人手中以后，共和国初期，同苏联做木材和皮革生意的著名商人玛卢夫先生和他的家人在这里度过了二十三年的奢侈生活，他们拥有很多厨师、佣人、马拉雪橇和马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开始，国家安全部门以间谍罪指控这位在卡尔斯和苏联做生意的著名富商，拘捕他，折磨他，最后，他和他的家人一去杳无音信，消失了，别墅也没了主人，因为财产官司空闲了近二十年。20世纪70年代，这里被一个手拿棍棒的马克思主义派别占领，他们把这儿当成了总部，一些政治谋杀就是在这儿策划的（市长、律师穆扎菲尔先生幸免于难，但也受了伤）。1980年军事政变后里面又被清空了。再后来一个聪明的冰箱、火炉销售商买下了旁边小商铺，并把这里变成了他的仓库。三年前又有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企业家，带着他在伊斯坦布尔和沙特阿拉伯做裁缝攒起来的钱，回到家乡，把这里变成了他的缝纫作坊。

卡一进去，就在画着玫瑰的橘红色墙纸的柔和光线下看见了像奇怪刑具一样的一台台纽扣机、笨重的老式缝纫机和挂在墙上的大剪刀。

苏纳伊·扎伊姆身上穿着卡两天前第一次见到他时穿的那件旧大衣和毛衣，脚上穿着军用皮靴，手指夹着根不带过滤嘴的香烟，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一见到卡，就像是见到亲密的老朋友似的，面带喜色，跑过来拥抱卡并亲了亲他的脸。这亲吻，正如在旅馆的那个“牲口贩子”的亲吻一样，都带有些“愿政变给国家带来好运!”的味道，也有让卡感到讶异的过于友善的一面。卡后来解释这种友善是因为两个伊斯坦布尔人在像卡尔斯这么贫困偏远的地方，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见面所造成的，但卡也明白其中一些困难条件正是苏纳伊·扎伊姆自己制造的。

“忧伤的黑暗之鹰每天都在我心里舞动翅膀，”苏纳伊说，他用一种神秘的语气骄傲地说:“但是我不会动摇，你也要坚持住。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卡，在大窗户射进来的雪光下，看见了高高的天花板各个角落里的浮雕和一只很大的炉子，它们像是在诉说着当年的奢华。宽敞的屋子里手拿无线对讲机的人们，不断打量自己的两个大块头卫兵，朝走廊开的门边那张桌子上的地图、武器、打字机和文件，所有这些让他马上明白了这里就是“革命”的指挥中心。苏纳伊手里还有相当多的部队。

“曾几何时，那是我们最糟糕的一段日子，”苏纳伊在屋里边走边说,“在最偏远、最贫穷、最卑贱的边境小城里，当我知道在那里别说演戏的地方，就连晚上能歇个脚的旅馆都找不着，而且老朋友早就离开了的时候，忧伤之情开始在我心里慢慢萌动。为了不被它俘获，我四处奔波，我在想这些地方有没有对现代艺术，对来自现代世界的我们、这些信使们感兴趣的人，于是我挨家挨户地去拜访那些医生、律师和教师们。当我了解到我知道的惟一的地址早已没人住了的时候，当我明白警察根本就不允许我们演出的时候，当最后一线希望，为了征得允许想同县长见面都遭到了拒绝的时候，我知道内心里的黑暗要造反了。那时，在我胸中打瞌睡的鹰开始慢慢地张开翅膀，为了扼杀我，它开始腾空了。那时，我就在世界上最寒碜的茶馆，如果连这也没有的话，就在长途车站的入口处找个高处，有时因为火车站站长看上了我们剧组的哪个姑娘，凭这个关系在火车站，在消防站，在小学的空教室里，在大排档，在理发店的橱窗里，在旅店的台阶上，在牲口棚里，在人行道上演我的戏。我决不向忧伤投降。”

冯妲·艾塞尔从朝向走廊的门走了进来，苏纳伊从“我”过渡到了“我们”。这对夫妻间的关系是如此亲密，卡没有从这一过度中感觉到丝毫做作。苏达·艾塞尔那庞大的身躯优雅地靠近卡，匆匆地和卡握了握手，低声跟丈夫说了几句话又匆忙离开了。

“那是我们最糟糕的一段日子，”苏纳伊说。“所有的报纸都在说我们在这个社会、在安卡拉和在伊斯坦布尔的那些混蛋们的眼里已经失宠了。在我抓住生活中——只有幸运的天才才会拥有——最重要的机会，是的，正是我要以我的艺术来与历史潮流作抗争的时候，突然一切都从我的脚底下抽走了，我一下子掉进了最贫穷的泥潭。在那儿我也没有退缩，但是我在与忧伤搏斗。就算我还要在这泥潭里陷得再深一些，身处在这肮脏、卑贱、贫穷和无知之中，我也从来没有丧失信念，相信自己会得到那真正的材料，相信自己会得到那颗巨大的珠宝。你为什么要害怕呢?”

走廊里出现了一名身穿白大褂的医生，手里拎着包。他装出一副紧张的样子取出血压计给苏纳伊扎好，这时苏纳伊看着从窗户照进来的白光，神情中充满了“悲剧”色彩。卡想起了他在80年代初“在社会中失宠”的岁月。但卡记得更清楚的是苏纳伊在70年代所扮演的一些使他名声大振的角色。在左派政治戏剧的黄金时代，使苏纳伊从那个年代许多小剧组中脱颖而出的，是他演员的天分和勤奋，但更是观众在他主演的一些作品中从他身上感觉到的天生的领袖气质。年轻的土耳其观众非常喜欢苏纳伊，因为他在戏剧中将一些历史上的铁腕人物，比如说拿破仑、罗伯斯庇尔或是恩维尔帕夏之类的激进派革命分子或是与他们相类似的一些本地的英雄人物演得活灵活现。高中生们、大学生中的“进步分子”们含着热泪、热烈地鼓着掌看着他用高昂而有感染力的声音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诉苦，即使挨了暴政者们的耳光，他还是骄傲地抬起头说:“这个账总有一天要算的”。在最困难的日子（一定会进监狱）他满怀仇恨地咬紧牙关，鼓励同伴们，但是在需要的时候，为了人民的幸福，即便会让自己的内心十分痛苦，他也会无情地使用暴力。特别是戏快结束时，取得政权后，在惩罚那些坏蛋时表现出来的那种果决，据说有他所受军事教育的痕迹。他曾在库莱利军事高中学习过。因为他划着船跑到伊斯坦布尔，在贝尤鲁的剧院里消磨时间，还因为他在学校试图偷偷上演一部名为“冰消融之前”的戏，在最后一年被开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