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最适合演阿塔图尔克的人（第3/4页）

后来有很多传言，比如有人说他们去了柏林，在布莱希特柏林人演出团以学习戏剧为名，实际却接受了恐怖主义教育；还有人说他们靠法国文化部的援助，在伊斯坦布尔谢希里区一家法国人开的“和平”精神病院里待着，等等。事实上是，他们躲在了冯妲·艾塞尔的画家母亲位于黑海岸边的家里。第二年，他们在安塔利亚一个普通酒店里找到了活干，当起了“演职人员”。早晨在沙滩上，跟德国杂货店老板们和荷兰游客们一起玩排球；午后，他们穿上卡拉格兹和哈吉瓦特（土耳其民间皮影戏中的两位主人翁）的服装，说着蹩脚的德语，逗孩子们玩；晚上，他们又成了国王和跳肚皮舞的王后，一起登台表演。冯妲·艾塞尔在以后的十年里，在那些小镇上，提高了她的肚皮舞水平，但是她的肚皮舞是在这里开始的。苏纳伊对这个小丑行当忍受了三个月。有一个瑞典理发师，总是在舞台上说一些关于后宫和戴非斯帽的土耳其人的玩笑，早晨也总想在沙滩上开这种玩笑。一天早晨在沙滩上，在游客们的众目睽睽之下，他将那个和冯妲·艾塞尔打情骂俏的理发师揍了个半死，游客们都吓傻了。后来，听说他们在安塔利亚和周围的一些地方，在一些婚礼和娱乐晚会上做主持人，当舞蹈演员和“戏剧演员”。苏纳伊先是为狂热地模仿伊斯坦布尔原唱的庸俗歌手、吞火的杂耍者、三流的喜剧演员们当主持，就婚姻机构、共和国和阿塔图尔克发表简短的一段讲话，之后是冯妲·艾塞尔的肚皮舞，接下来是两个人非常严肃地从麦克白中挑选一个类似于国王被杀这样的八到十分钟的片段进行表演，赢得了不少掌声。他们后来在安纳多鲁巡回演出的剧组最初的核心就是在这儿形成的。

量完血压，卫兵拿过对讲机，苏纳伊给什么人下达了命令，然后马上看了看放在面前的一张纸条，他厌恶地皱起眉头:“所有人都在相互出卖。”他说，多年来在安纳多鲁偏远的小镇巡回演出的时候，他看见这个国家所有的男人都因为忧郁而已经麻木了。“他们整天无所事事地在茶馆里坐着。”他说,“每个镇都有上百人，整个土耳其则有几十万、几百万失业、失败、绝望、麻木和可怜的人。他们，我的兄弟们，没有了拾掇自己的力气，没有了要把身上那油乎乎的夹克的纽扣扣上的愿望，没有了动动胳膊和手的力量，没有了从头到尾听完一个故事的注意力，就连听完笑话后笑的力气都没有了。”他还说，他们大部分人因为不幸而无法入眠；他们喜欢吸烟是因为这样可以自杀；大部分人一句话才说了一半，就知道所说的话毫无意义而闭口不言了；看电视不是因为喜欢哪个节目或是为了消遣，而是因为他们无法忍受周围其他的忧愁；实际上他们想死，但又觉得自己不值得自杀；选举中为了得到应得的报应，他们把票投给了最卑鄙的党的最无耻的候选人；他们宁可选择言必称惩罚的军人政变者，也不选择不断空头许诺的政客。走进房间的冯妲·艾塞尔也说，他们的妻子们不得不照看一大堆本来不该生这么多的孩子，为了挣几个子儿，她们在自己丈夫都不知道的一个什么地方当佣人、当烟草工人、当织地毯工或者是当病人看护。如果不是这些大声斥骂着孩子、痛哭着维系生活的妇女，遍布安纳多鲁的、这些看上去没多大区别的上百万的男人们，这些穿着肮脏的衬衣、邋遢、无所事事的男人们，会像在冰天雪地的夜里冻死在街角的那些乞丐一样，会像那些出了酒馆掉进沟渠里死掉的醉鬼一样，或者像那些穿着睡衣、踢拉着拖鞋、被家人打发去买面包而迷了路的痴呆老大爷们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消失。然而他们，在“这个可怜的卡尔斯城”，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他们惟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欺压他们亏欠了一生的、曾经深爱过的妻子。

“在安纳多鲁，我把自己的十年给了这些不幸的兄弟们，为的是让他们从这忧郁之中走出来，”他毫不自怜地说,“他们多次把我们当成共产主义分子、西方间谍、变态、耶和华的证人、皮条客和娼妇，把我们关进去，折磨我们，殴打我们。他们想夺走我们的尊严，讽刺挖苦我们。但是，他们也学会了喜欢我的戏剧和我们剧组带来的幸福和自由。现在是我抓到一生中最重要的机会的时候，我决不能手软。”

房间里进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人又把对讲机递给了苏纳伊。卡从对讲机的通话中听到，苏卡坡街区的一个棚屋已被包围，有人从里面向外开火，屋子里有一个库尔德游击队员，还有一家人。对讲机那边还有一个正在下达命令的、被称为“长官”的军人。一会儿，这个军人，不是用一种和革命领导人讲话的语气，而是跟同学说话似的告诉苏纳伊关于某个问题的具体情况，然后问问他的意见。

“在卡尔斯有不到一个旅的兵力，”苏纳伊发现卡在留意他们通话，便说道,“冷战时，政府为了防备俄国人的进攻，把主要兵力都放在了萨勒卡莫什。这里的兵力只不过是在刚开战时用来拖延俄国人的。现在主要是用来守卫与亚美尼亚交界的边境。”

苏纳伊告诉卡说，前一天夜里他和卡从同一辆埃尔祖鲁姆来的长途汽车上下来后，在绿园餐馆见到了有将近三十年交情的老朋友奥斯曼·努里·乔拉克。是他在库莱里军事高中时的同学。那时他是在库莱里惟一一个知道皮兰德罗、萨特的戏剧作品的人。“他没能像我一样因为不守纪律而被学校开除，可是他也没有全身心地投入军事。这样一来，他就没能当上参谋。也有人说因为他个子矮，不会有前途。他脾气暴躁，性格阴郁，但我想这不是因为职业的原因，而是因为他妻子带着孩子弃他而去的缘故。因为孤独、无所事事和小城里的流言蜚语，他感到很空虚，当然，制造流言最多的还是他自己。革命后我对地下屠宰场、农业银行货款和古兰经培训班这些事情进行干预，这些都是在餐馆时他先提起来的。他喝得有些多了。见到我他很高兴，他抱怨孤独。他抱歉地说自己不得不早点走，又有些自夸地说，那天夜里他成了卡尔斯的最高长官。旅长带他妻子去安卡拉看关节炎了，副旅长中校去萨勒卡莫什参加一个紧急会议，市长在埃尔祖鲁姆。他集所有大权于一身。雪还没有停，很显然，同每个冬天一样，路还要封闭几天。我立刻明白了这是我人生的转机，我又给我的朋友叫来了一杯拉克酒。”

事后，根据安卡拉派来的少校特派员所作的调查，卡刚才在对讲机里听到说话的正是苏纳伊军事高中的同学奥斯曼·努里·乔拉克——或是像苏纳伊称呼他的那样，乔拉克——他先是把这个奇怪的军事政变当成了一个笑话，一个酒桌上的异想天开，甚至他还开玩笑说大话，说用两辆坦克就可以把事情解决掉。后来，在苏纳伊的坚持下，为了不使自己被看作懦夫，另外他也相信安卡拉方面会对事情的后果表示满意，所以他做了这件事情，而并非是出自个人恩怨和自身利益。（根据少校的报告，可惜的是“乔拉克”连这条原则也违背了，他为了一个女人，袭击了共和国街区一个信仰阿塔图尔克主义的牙医的家。）革命仅用了半个营的兵力来突袭学校和搜查可疑分子的家，动用了四辆卡车，两辆因缺少配件需谨慎驾驶的T-1型坦克，除此之外没再动用一兵一卒。如果不算上负责承办“无名肇事者事件”的“铁臂”和他的同伙组成的“特别分队”，实际大部分事情，早都已经被国家情报局和警察局一些勤奋的职员们干完了。在这种特别时期，他们早就对整个卡尔斯了如指掌，而且城市里每十个人中就有一个他们的线人。这些人早在政变还在筹划的时候，就得到了消息，还四处放风说在民族剧院有世俗主义的演出，他们是如此的兴奋，还发电报给不在卡尔斯请假在外的同事们，让他们赶紧回来，不要错过这场好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