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不恨罪犯（第4/5页）
威利想：“我不能再去请求监狱长将我转回政治犯那边。每次想到这事，我并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想搬回去。他们可以在可爱的菜园和果园里劳动。但是，每天上午要讨论新闻——那根本不是什么讨论——晚上还要学习毛泽东和列宁的著作，代价也太大了。即便在非洲和当地人待在一起，也没有那么糟。如果我更坚强些，或许能容忍那一切而不受影响。可惜我在这方面并不坚强。”
第一天晚上，正当威利在地毯和铺位之间的通道上走动时，一个小个子男人突然从一块地毯上跳起来，尖叫着冲到威利脚边，抱住了他的双腿。他不过四英尺九英寸或十英寸高，是来自孟加拉国的非法移民；每次他服刑期满被送到边境，孟加拉国的人就会把他赶回来，然后他只好再流浪几个月，直到被哪里的印度监狱收容。这样突然尖叫着跳起来冲到新来的狱吏或犯人面前抱住人家的膝盖，已经成了他的保留节目，他做起这些来就像一只驯兽——他的整个人生只剩下这个了。
萨洛姬妮寄来一封信。
亲爱的威利：
爸爸去世了，昨天火化的。我没想用这件事打扰你，因为我认为你不喜欢被打扰。不管怎么说，我就是想告诉你这件事。我决定接管爸爸的静修处。这件事我已经思考了很久，我想你是知道的。我没有什么宗教智慧，不能像爸爸那样给别人提供什么帮助。我想我所能做的就是把静修处变成一个静心冥想佛理的地方，我从沃尔夫那儿学到过一点点佛理。你说怪不怪，我这一生都很少接触这种地方，现在却要做这么一件事。但是生活有时就是这样捉弄人的。让我过来看你吧。我想和你面对面地详细谈谈……
他向看守要了一张格子纸，在地毯上躺下，身子微微向隔壁铺位倾斜，这样他就能伏在囚室低矮的窗台上写信了。他写道：
亲爱的萨洛姬妮：
你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静修所信奉的是一种死亡存在于生命中的理念，这和你所信奉的一切背道而驰。我们在柏林谈到的那些仍然是对的。我很感激你帮助我面对自己，面对我的出身。我把这当作生活的赐予。我目前身处的这种困境，我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但这肯定不是静修能解决的，也不是我参加的那场愚蠢的战争能解决的。那场战争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更与我们声称为之战斗的村民无关。我们老是在说他们饱受压迫，但事实上我们一直在剥削他们。我们把自己的思想和言谈看得比他们的生命和理想还重要。这对我来说很可怕，而这一切甚至在这里继续，空谈者得到了优待，穷人的待遇一如既往那么可怜。这里大都是乡下人，又矮又瘦。他们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矮小。你很难把他们和那些重罪及冲动犯罪——绑架啊，拐骗啊——联系起来。我想如果你是村民，你会认为他们是罪犯，他们很危险，但是如果你隔着一点儿距离看他们，就像我现在这样——尽管我现在日日夜夜和他们在一起——你就会被他们身上的人性所感动，在这些弱小的身体里人性是那么健全。他们那粗野饥饿的眼神一直萦绕在我心头。我觉得他们承载着这个国家最深重的不幸。我认为没有哪一种简单的作为可以消除他们的不幸。你不可能拿一支枪就把这不幸消灭了。你所做的只是杀人。
萨洛姬妮来看他了。她一袭洁白的纱丽——白色表示悲哀——当然，她不用和其他来探监的人一道在囚室外等候。她的举止、谈吐以及衣着，很快就为她赢得了特别关照。她不必像其他探监者那样，在全副武装的看守的严密监视下，服服帖帖地两人一排蹲在日头地里。她坐在监狱前面的一间屋子里，威利被唤出来与她会面。他喜欢她那身纱丽，以及她的风度，就像当初喜欢她在柏林时穿的牛仔裤和厚套头衫。
那些乡下人在烈日下排队等候探视亲人的情形把她激怒了。
他说：“他们毫无怨言。他们很高兴能排上队。有些人走了很远的路来到这里，等了整整一夜，却在第二天一早被拒之门外。因为他们没钱给看守塞小费，或者因为他们不知道要给看守塞小费。在监狱里只要有钱一切都好办。看守也得养家糊口，你知道的。”
“你这是在吓唬我。不过我想到这一点了。这说明你精神还不错。”
“我们的确可以想办法把我送到医院去。那儿大约有十六到二十个床位。病房宽敞通风，光秃秃的，不过也没人指望监狱里会有什么内部装修。如果我们每天都偷偷塞给看守三四十卢比，那我在监狱里就可以享清福了。我会有一张带床垫的铁床，比睡在地毯上强多了，而且一日三餐会直接从厨房送过来。早中晚饭都在床上吃，就像在宾馆里一样。”
“那真生病的人怎么办？”
“他们待在属于他们的地方，就在囚室里。你还能指望什么呢？”
她十分严肃地说：“如果我给看守钱，你会去医院吗？”
“我会。我厌倦了待在囚室里。我还想找些书读。那些人可以没完没了地讨论列宁和毛泽东。但是在公共囚室里他们只给你读宗教书籍。”
“等到释放的时候，你脑子都退化了。”
“我想你说得没错。我脑子里储备的东西就要耗尽了。有一次在非洲，我约了一个人在海滨小城见面，大概是在咖啡馆里。由于种种原因，我迟到了很久，有一个多小时吧。但我赶到的时候，那人还在那儿，平静地等着。他是个葡萄牙人。我觉得很抱歉。他说：‘没关系。我的头脑储备丰富。’我觉得这话说得真好。或许他也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但我把这当作我的理想。自那之后，每次我在医生的候诊室里，或在医院的门诊部，我从不去翻那些破烂肮脏的杂志消磨时间，而是仔细检点我那储备丰富的头脑。我在囚室里也经常这样做。但现在我的头脑要让我失望了。储备快要耗尽了。我回忆了我们的双亲和我的童年。真的有许多回忆。我回忆了伦敦，回忆了非洲，回忆了柏林。非常重要。我回忆了参加革命的那些年。假如我有宗教信仰，我就会说我是在修复自己的精神生活。我一一回想了曾经睡过的床。”
萨洛姬妮探监之后的两个星期，他被转到医院病房。他收到她送来的书籍，重新开始读书。每本书都令他赞叹。每本书都让他觉得不可思议。每一位作家似乎都是天才。很久以前他也有过类似的感觉，那时他过着一种与现在截然不同的生活，努力地写小说，有时会笔尖滞涩，思路壅塞。那个时候，他经常深陷在故事中不能自拔。他惊讶于居然有人有勇气写下句子。他甚至会凝视着阿司匹林或者止咳糖浆的瓶子，惊叹居然有人如此自信，写下了那些药品说明和注意事项。就这样，现在，任何人只要能把文字组织起来，他就会对他心生敬意，读到的任何文字都能让他心潮澎湃。这种体验真是令人激动，他甚至认为，单为了这个，为了这种高度的智性愉悦、这种生活中某种原先知之甚少的东西豁然开朗的感受，蹲监狱也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