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伦敦豆藤（第2/5页）

威利从指示牌上看到了许多久违的伦敦地名。不过他们的车正沿着一条新建的高速公路行驶。

罗杰说：“这都是你以前常走的地方。后来他们修了这条贯通这一片的路。我想只有那些平庸的人才是我所谓的不俗气的人。浅薄无知，自私自利，装模作样。不管怎么说，珀迪塔和这个坐拥伦敦豪宅的无赖勾搭上了，两人都很满意，无赖偷了人家的老婆做情妇，珀迪塔出入伦敦豪宅，自觉魅力非凡。后来珀迪塔怀孕了。这对她而言已经很晚了，也许是太晚了。她那个情人吓坏了。他还没爱她到那个地步，愿意为她照顾孩子一辈子。于是珀迪塔转而求我帮忙。我不想看她落得这么惨。你要知道，我对她总是硬不起心肠。但我当时不了解情况，误解了珀迪塔的感情，说了些我愿意放弃一切权利之类的话，愿意放她走。我还以为那就是她想听到的话。谁知她听了反而暴跳如雷，她没想到两个男人都对她毫不怜惜。我们谈了好几次，哭得很伤心。有两三个星期，我都害怕回家。然后我就说那个孩子可能是我的，我很高兴马上就有孩子了。当然，这不是我的真心话。

“我很害怕这个孩子降生。有一段时间我一直想离开珀迪塔，去找一间小公寓住。在我的想象中，这间小公寓越来越温馨可人，远离尘嚣。这给了我很大的宽慰。但接着，发生了一点儿事情，珀迪塔流产了。生活整个儿乱作一团。就像此前我躲进角落里，梦想着自己的温馨小公寓，这下她也把自己封闭起来了。有好长一段时间她过得很放纵，比以前更糟。有的时候我真的连家都不想回，想搬到旅馆去住。她和情人——那个无赖，我的老朋友——刀两断。又过了一段时间，我觉得她似乎已经安于现状了，那个时期，我和她在一起就像是和一个断了手脚的人一起生活，这种伤残引人注目，但不会危及生命。

“一天，她那个无赖情人给她寄了——你肯定猜不到——一首诗。我知道这件事，是因为她特地把这首诗放在餐厅的柜子上，好让我看见。是一首长诗，不是他从什么地方抄来或者是摘引来的。他说这首诗是他专为她写的。她知道我一向瞧不起那个家有豪宅的蠢货，我猜这首诗摆在那儿就是为了刺我的眼的。而且，可以肯定，这对男女的把戏又开场了，在豪宅里或是在我家里，兴致盎然地共度下午。不过也许这时候他们两个的兴致还没有那么高，也许只是出于旧日的习惯。

“我当然知道那首诗绝不会是他的大作。但就像有时候某些早先的流行歌曲会让我们魂牵梦萦一样，我被这首写给珀迪塔的诗缠上了。于是我开始随手翻找，终于有一天被我找到了。是在W.E.亨利的一本诗集中，此人是维多利亚-爱德华时代的诗人，吉卜林的朋友。威利，万万不可低估拙劣技巧的能量。我本该什么都不要说，本该随这对情人去的，但珀迪塔的愚蠢和扬扬自得把我惹火了，她居然故意把那首诗放在外面让我看到。于是有一天我对她说：‘珀迪塔，给你看一本诗集，写得很棒。’我就把亨利的那本诗集给她了。我这样做是不太地道，但想到珀迪塔和她的诗人情人之间将要发生些小插曲，我就不由得窃喜。当然，他们有一段时间没来往。不过我相信他们已经又勾搭上了。”

这时，车子在罗杰家门前停了下来。这是一幢半独立住宅，又高又大。

罗杰说：“那出好戏就是在这幢房子里上演的。我猜这样的好戏这儿每幢房子里都在上演。”

威利说：“而你却说你的生活中没有任何意外。”

“我的确这么想。无论我做了哪些努力，无论我和谁结婚或者一起生活，我告诉你的这种事最后总会发生。”

路灯下的街道十分宁静，挤满了树木和阴影，这幢房子显得非常雄伟。

罗杰说：“大理石拱门附近的那幢小楼就像是一颗种子。它慢慢升值，就像长出了豆藤，我顺着这根豆藤往上爬，一直到了这里。这条街上至少有一半人是这样过来的，尽管我们可能假装有别的致富门路。”

房子很高大，但他们爬了两层楼进入的那个房间却很小。威利觉得他能看出珀迪塔布置房间的心思。他有点儿感动。厚重的窗帘是拉上的。他把窗帘撩开一条缝，望着街上的树木、路灯、阴影以及停着的车辆。过了一会他下楼来到大厅。大厅的一半是会客室，另一半则是厨房兼餐厅。他高声赞叹墙纸、白漆、厨房正中的炉灶以及抽油烟机的罩子，连连说：“真漂亮，真漂亮。”炉灶上放锅子的地方是陶制的，表面是平的。威利又赞叹了一番。罗杰说：“威利，你太夸张了。这毫无必要。这些东西没那么好。”但当他看向威利的脸，他发现威利并没有夸张或嘲讽的意思，他是太激动了。

事实上，在罗杰家的第一个晚上，威利真是百感交集。天色已暗，但还没有黑透。会客室的后窗还没有拉上窗帘，威利可以看见窗外枝干黝黑的小树以及屋后墨绿忧郁的小花园。他觉得自己从未见过如此优美宜人的景致。他舍不得把目光移开。他对罗杰说：“蹲监狱的时候，我们要照看一个果园，但是那根本不能和这儿比。打游击那会儿，我们在树林里穿来穿去，可树林里热烘烘的，阳光灼人。那时候常常一边走一边想，我需要麻醉剂。我喜欢这个词儿。现在我想喝点儿什么。我们在树林里什么也喝不到。在非洲的十八年里，我们还能喝到葡萄牙和南非的酒。”

罗杰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要来杯白葡萄酒吗？”

“我想要威士忌，香槟。”

罗杰为他倒了一大杯威士忌。他一饮而尽。罗杰说：“这可不是葡萄酒，威利。”但他又一口气灌下了第二杯。他说：“真是太好喝了，罗杰。又甜又浓。我从来没喝过这么好的酒。从来没人告诉我威士忌会有这样的味道。”

罗杰说：“那是因为你现在很放松。我们有一次从阿根廷救出来一个人，大概是在一九七七年或者一九七八年。他受尽了折磨。他到这里以后想做的头一件事就是逛商店。他去了利利怀特体育用品商店，就在皮卡迪利广场那儿。他偷了店里的一套高尔夫球棒。他从来不打高尔夫球，不过是顺手牵羊而已。出于老游击队员或者是罪犯、亡命之徒的某种本能。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做。他把那套球棒拖到汽车站，又从迈达谷一路拖回家，并且把它们都摆了出来。就像猫把老鼠拖回窝里似的。”

威利说：“在革命组织里，我们不得不过一种俭朴的生活。大家经常吹嘘自己的克制力，说自己靠着多么少的一点儿东西对付日子。在监狱里，其他犯人都有各自的麻醉剂。但我们政治犯从来没有。我们洁身自好。奇怪的是，这是我们力量的一部分。但就在我们开车进入伦敦的时候，我听着你说话，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在监狱里了，有一个人，不完全是我自己，原先躲在角落里，现在慢慢爬了出来。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和这个新人和谐相处。我不确定能否摆脱他。我觉得他会永远在那儿等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