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孟买剧场（第3/38页）

还有第二个印度。它跟第一个印度相辅相成。这第二个印度是独立运动时期的印度、伟人辈出的印度，也是拥有伟大文明和伟大古代历史的印度。当我们处于种种困境时，是这个印度让我们得到慰藉。它是我们的身份认同的一个层面；在多民族的特立尼达，我们所发展出的这种认同已经变得更像民族认同了。

我一九六二年初访印度时，心中所想的正是这种认同，但到了印度，我却发现它在那里并无意义。印度人社群的概念——也就是涵盖整个大陆的印度身份观——只有当那个社群规模很小、属于少数民族并孤立隔绝时才会有意义。印度挤满了几亿人口，混乱和裂隙是其严重问题；在这里，泛大陆的认同概念根本得不到共鸣。人们需要的是一些能让他们为自己定位的较低层次的概念；他们在区域、家族、种姓和家庭这些较小的群体里找到了稳定的依靠。

这些是我几乎无法理解的群体。它们不可能在特立尼达给我任何慰藉，不可能抵消我心中那恶魔似的另一个印度，一个贫穷卑微得令人不敢想象的印度。一九六二年，我就目睹了这样的印度，我由于持有关于印度身份的念头而无法接受它。在印度街头和乡间所见到的贫穷景象令我不悦并感到威胁，又使我被心中那个恶魔折磨。那种贫穷离我已有两个时代之远，但我觉得自己比碰到的大部分印度人更接近它。

一九六二年，尽管有了五年计划，全民选举已经成为事实，社会主义和升斗小民是热门话题，我却发现对大部分印度人而言，印度的贫穷仍然是一个浪漫的概念；它在人们心中激起虔诚和凄美的哀愁，它是这个国家独特性的一部分，更是达成甘地之摒弃物欲精神的手段。

我认识某个经济周刊的一位编辑，他心地善良、工作认真，后来成了我的朋友。有一次我们在孟买谈到贱民，他问我：“你有没有看到我们一些贱民的美？”这位编辑毕生为印度效命，贱民地位的提升是其中一部分，他这样说的时候充满了仁厚的情怀。

这里有一个矛盾。我所设想的泛大陆的印度身份随时会使社会的紧张关系浮现；要是抱持这样的理念，我便很难在印度从事有效的工作。相较之下，印度人所持的种姓或群体稳定观就有比较明确的诉求；这使得他们一方面可以身心无恙，另一方面又能在别人或许会望而却步的环境中工作——只是卑微、于事有补的工作，不是什么革命大业。我在乡间停留数周，跟印度行政服务局的一些年轻官员住在一起时，看到的正是这种情况。

千千万万人长年那样工作着，心中毫无突显自己的念头。独立后四十年以来，这已经成为举国投入的巨大工作，其成果如今明显可见。看似突发的变化其实早就在规划之中。你看得到财富增加，你看得到曾经的穷人如今显露出新的信心。那信心的一方面是新特性新身份的崛起；这些使印度人感到不安，就和一九六二年我仅以“印度人”身份前往印度时，种姓、家族和区域认同令我不安一样。

过去被称为贱民的人在拥挤的马路上排了一英里多长的队伍，他们前来向他们那位早已过世的圣人致敬——那位在其圣像中穿西装、打领带的安贝卡博士。他们所表现的尊严是过去看不到的。可以说，这是甘地等人致力实现的；可以说，这验证了自由运动的正当性。但是，这也可能被视为对许多印度人习以为常的稳定的威胁，一个中产阶级成员可能会顿时陷入焦虑，觉得这个国家真是每况愈下。

孟买的股市景气了好一阵子。二十九岁的证券经纪人巴布赚了一大笔钱，数目比他父亲干一辈子活的所得还要多。巴布的父亲在英国殖民时代移民到当时为英属印度一部分的缅甸。缅甸独立并退出英联邦时，巴布的父亲跟其他印度人一样被迫离开。回到印度后，巴布的父亲从事自营股票证券买卖。他仔细阅读报纸的财经版，收入还算差强人意。“从事股票交易，”巴布说，“如果十次有七次获利，那就算干得不错了。”巴布的父亲未受过正规教育，在他自己看来，他算是干得不错了。

巴布受过较好的教育，又是在一个规模大了不少的经济体中从事交易，就算以他自己的标准来说也算是干得相当不错。他说，过去五年情况特别好，他认为下一个十年也会相当好。

但是巴布已经开始感到焦虑不安。他不知道印度商界近来所表现的攻势会导致什么结局；他无法确定，像他这样具有强烈宗教意识的人在新局势里会适应到什么程度。他也开始产生某种他父亲从未意识到的恐惧：二十九岁的巴布活在革命和混乱的可怕威胁之下。他一方面担心个人的损失；另一方面，他的担忧也源自他在宗教方面的思虑。

巴布生于一个耆那教家庭。耆那教是在佛教之前从印度教衍生出的一个古老教派，其信徒所要达到的境地是他们心目中的绝对洁净。他们不吃肉，不吃蛋，不杀生。耆那教徒每天早晨都要沐浴，以没有用针线缝过的布覆体，然后赤脚走到寺庙祈祷。不过，耆那教徒在印度却以擅长经商而闻名。

巴布的办公室位于孟买的股票交易区。从街道上，访客不易看出这一地段跟孟买市中心的其他地区有什么不同。巴布上班的那栋高楼的大堂有种特殊的印度风味：你能想到，为了保持洁净，每天都有人拿着有点脏的抹布把那地方上下擦一遍，他也在每个电梯的折叠式铁门上留下了一抹黑色油污——有点像每天一次为神像点上檀香油膏。每个电梯都用潦草漆成的板子标示着号码，每个电梯前都有一小排左拐右弯的队伍，大厅里的人群因而拼出了一幅花形图案。

在我们下电梯的那个楼层，墙壁上还看得出那块有点脏的抹布的痕迹。不过，在高层安静了许多的走廊里，人们显然不像在楼下时那么紧张地注意举止，避免失态。他们有时会找个角落，有时不管三七二十一，远远往墙上吐出一口口以抛物线飞射的含渣的红色槟榔汁。

走过不拘小节的这一幕，我们来到办公室。桌子，职员，办公设备。墙上挂着加框的彩色印度教神像，其中有些还装饰着花环。巴布办公的地方是靠里的一间小室。计算机屏幕闪着绿光。一面墙上并排挂着三幅神像。最右边是骑虎的女神难近母⑧，相框玻璃上有个金盏花花环。

我向巴布问起难近母。他并未直接回答。他开始谈起他的耆那信仰，以及那信仰对他的工作上有什么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