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湖中之屋──重返印度（第3/10页）

几年前人家寄给我的照片中的丽华大饭店是一栋两层建筑。现在看起来屋顶又加高了，添了三楼。山形墙不知怎么在底端斜出、变厚，几乎有曲棍球杆那样的弧度。看那陡峭的斜屋顶，这仿佛是西藏或日本的建筑。

我记得丽华大饭店旁边湖上有一些平坦的莲叶。现在还有几片，但它们没有长在渡船小码头周遭、拦住垃圾的高草那么显眼。这家旅馆一向位于船路交汇之处，现在这一带有如从住宅区变成了商业区。隔着各条船路，丽华大饭店前后左右都是系泊在凌乱的、黑色小岛还没消失部分的船屋店铺，以柱子撑着、用木头和瓦楞铁皮搭建的简单店铺以及手工艺品商店。丽华大饭店在一个角落里设了自己的杂货店，墙面有一张很大的广告，旁边是一家克什米尔皮革及羊毛制品商店。

一条有栏杆的小径从渡船平台径直穿过方形花园中间。它（除了一个角落的浴缸花盆外）还有点像我记忆中的花园。但是，要重建旧地、想起我的起居室及有两个景观的卧室在哪里却没办法了。这个旅馆所在的岛屿——这块土地——本身一定扩建过。

办公室在这建筑的一头，与旅馆商店相对，它是一个有玻璃窗和白墙的小房间。一个高高的柜台，一个褐色钥匙板，一个挂在墙上的月历，打开的克什米尔观光传单。还有麦加的海报：天房的黑色圣石和一个穹顶。昔日的丽华大饭店不曾用那种宗教花招来做装饰。显然有人到过麦加朝圣，或是想表示他的虔诚。

办公室里没有人。一个在外面晃荡的小男孩似乎跟这旅馆有关系。我差遣他去找亚齐兹或巴特先生。巴特先生来了，我几乎不用等。过了二十七年，就是这么简单。他有一道白胡子，朝圣过的男人的胡子。或许在人群中我认不出他，但是在这里，在他自己的地方，他马上就会被认出来：毛皮帽，他喜欢穿的深色衣物，厚眼镜，修长的身材。

他表现得像一个处变不惊的人。事实上，我们两人都像戏剧演员，两人都演练过这一刻。他说，一九六二年这家饭店有九个房间，现在有四十五间。现在住宿费是一晚一百二十五卢比，即五英镑，八美元，包括寝具和热水。他确切地知道一九六二年我在这家旅馆待了多久。我不必问他，他提醒了我。我待了四个月又十五天。就像对我而言写作、事件和情感的整理使得事情比较容易处理一样，为事物加上数字、找对数字可以帮助巴特先生将事情归档，并赋予事件一个模式。

说完旅馆状况——说得非常快——他告诉我的最重要的事就是他要到麦加朝圣。他也提到他的健康状况。“但是我很好，先生。”然后，为了证明，他拉着我的手，用力一握。

我问他有多大岁数。他不太会翻译那个数字。他起先说八十六，然后说七十六，接着说六十六。或许他是六十六，这么说来，他在一九六二年应该是三十九岁，差一岁就到四十——这在当时的我看来似乎是老年了。

他向我提到了其他人。阿里·穆罕默德——他在那个幸运的日子把我带到这里——已经离开了。那个受折磨且喜怒无常、在厨房和花园尽头员工住处制造了各种危机的坎沙玛已经死了。但是亚齐兹还在，非常健康。那一刻他正在他自己的屋子里，他会在下午回到旅馆来。

我说我会在四点左右回来见亚齐兹。巴特先生和我之间有语言的阻隔——或者说缺乏共同语言，一如往常。搜尽了我们共通的语言，我们也说完了当时可谈的事情。于是我搭了湖船回到渡船堤阶，又看到了那个眼神愤怒的男子。

湖岸上有一座叫作商羯罗查尔雅的山丘。山顶有一座印度教寺庙。一九六二年，卡兰·辛格供养着那里的婆罗门。好几个下午我散步上那个山丘，后来就结识了那个婆罗门。他是个快乐的隐者，戴着一顶羊毛无边帽。下雨或是起雾、寒冷时，他用克什米尔方式取暖，即在毯子下抱着一个烧着木炭的小泥盆。要吸收的新东西这么多：直到这一刻——正穿过回荡着来自湖泊和大道的市集喧嚣，要回到渡船堤阶时——我才看到在商羯罗查尔雅山丘旁的小丘上有一座很大的电视天线。我想着那座寺庙和那个婆罗门，不知情况如何。

我在四点左右回到丽华大饭店，再度从王宫大饭店坐出租车，再度花二十五卢比从渡船堤阶坐船。一个小个子的英俊年轻男子在办公室里等我。他穿着一件某种合成布料的蓝色无袖衬垫夹克，和他的发型一样时髦。他说他是“亚齐沙”的儿子——他说的是“亚齐沙”：就我记忆所及，那是“亚齐兹”的昵称。

亚齐兹的儿子！他十八岁，是斯利那加一所学院的学生，读会计。会计学！不过，说的也是，就湖上及城镇的种种活动来看，的确有这种需要。

然后亚齐兹出现了，从早上巴特先生出现的那条走廊走出来。巴特先生还保持着瘦长的身材；亚齐兹则变得身肥体胖，大肚圆脸。他穿了许多衣服：宽松的长裤、长摆衬衫、一件紧紧套住他啤酒肚的套头毛衣、扣不起来的背心（露出一大片衬里）及一件轻薄、宽下摆的夹克。很奇怪，他现在的身材没造成什么差别：他依旧是我所认识的那个男子。他的特色都还在：充满活力、步履轻盈、不露声色，还有他那察言观色的能力，他轻轻眨眼的样子仿佛患了近视。

有什么新消息？呃，他说，那男孩——他指的是他英俊的儿子——想当医生。但他们说服他放弃了那个想法。没有什么生意比得上旅馆业。巴特先生加入了我们的谈话，他轻笑着接着亚齐兹的话说，没有生意比得上旅馆业。

我向亚齐兹问起巴特先生的毛皮帽。在先前的书里我曾谈到某日大雨时那顶毛皮帽子的遭遇：因为想起了那些文字，因为不曾忘记它们，我记得那顶帽子。现在我想知道，那顶帽子是否像巴特先生的胡子一样具有宗教意义，或者它表示巴特先生属于某个特别的家族。

亚齐兹说：“你可以花一千卢比买到那顶帽子。”

看来他不会再说什么了。我这时才注意到亚齐兹自己也戴着一顶毛皮帽子，那顶帽子一直是他外貌的一部分，只有一次我看见他没戴帽子——他在厨房大闹一阵之后，衣冠不整大笑着跑进花园里。但是我不必在他帽子上做文章，它对我不具重要性。

我告诉亚齐兹我在渡船阶梯所遇到的麻烦，以及二十五卢比的渡船费。船夫连人带船等着要载我回去。亚齐兹做手势叫船夫过来。我觉得船夫不喜欢被使唤：他看起来像是没看到亚齐兹的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