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上 第二章（第3/5页）

她走进了漆黑、温暖、散发着难闻气味的兼作鸡房和马厩的棚子深处。马栏和鸡房之间用铁丝网、给鸡做窝的箱子，还有撑在粗木棍上的毯子分开。她得弯下腰才能走到养鸡房那边去。墙上立柱间漏光的裂缝冲她眨着眼。她小心地端着那碗温水，把手伸进了暖暖的草窝里。鸡蛋摸上去就像发烧一般滚烫，就算不是也差不多了。她把它们翻了翻，然后向窝里洒了点温水；十三，十四，十四，十一——这只母鸡真爱弄破蛋！——还有十五个。她倒掉温水，然后从其他窝里一个又一个地摸出蛋来。这些收获让她很满意。

在上面的一个箱子里，一只母鸡低低地趴在蛋上。它威胁地发出咕咕声，她的手靠近它的时候，它就用那种大难临头的声音尖叫起来。外面的母鸡同情的叫声也传到了她耳朵里，它们也尖叫着大难临头——公地上的母鸡也这么叫着。有只公鸡喔喔地叫了起来。

她不断地告诉自己说她不要求比现在还要好的生活。但这就满足了，是不是过于放任自己了呢？她不是还得为自己的未来——在法莱斯或者巴约生活——做准备？人不得对自己负起责任？这样的生活在这里能持续多久呢？而且，还有，在这里的生活破碎的时候，它会如何破碎呢？他们——那些陌生人——会拿她、她的积蓄、她的皮草、箱子、珍珠、绿松石、小塑像、刚刚刷过金漆的第二帝国的椅子，还有挂钟，怎么办呢？当国王去世，他的继承人、妃子、廷臣，还有马屁精，是拿当时的曼特农夫人[77]怎么办的？难道她不应该针对将会到来的暴怒采取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吗？伦敦一定有法国律师……

可以这样想，他——克里斯托弗·提金斯，笨笨的，看起来傻头傻脑，但天生具有超自然的洞见……冈宁会说，上尉他从不说什么。但是谁知道他想的是什么？什么都逃不过他的眼……那么，一旦马克死了，他真的变成那个叫格罗比的地方，还有报纸上说的那一大片出煤炭的土地的主人，克里斯托弗·提金斯还会保持他现在这种和蔼又节俭的品性，可以这样想他吗？这的确是可以想象的。但是，正如他看起来傻头傻脑，其实天生具有超自然的洞见一样，他也有可能是现在摆出一副鄙视财富的样子，等他手里握住权力缰绳之后就立马变成一个阿巴贡[78]。有钱人是出了名的有副硬心肠，而弟弟自然要在掠夺别人之前先掠夺了哥哥的遗孀。

因此，她自然应该把自己置于权威保护之下。但是，找什么权威呢？毫无疑问，即使是在这片偏僻荒蛮之地，法兰西长长的手臂还是可以保护她的一位国民。但是有没有可能是马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让那个庞大的机器运转起来的呢——如果他以为是她让那个机器运转起来的，又有什么可怕的事情是他盛怒之下做不出来的呢？

似乎除了等待，没有别的办法了，而她性格中的一面正处在懒散状态，也许是因为孤独才懒散了。她意识到，她很乐意可以等下去。但是这么做事，对吗？这样对她自己，对法兰西，公平吗？法兰西公民的责任就是通过勤劳、节俭，还有警觉，来累积财富，而法兰西公民首要责任就是把累积的财物带回那个被她背信弃义的盟友[79]搬得干干净净的苦难国家。她自己可以因为这样的生活而感到高兴，这些草、果园、家禽、苹果榨汁机、菜园——就算这里的芜菁不是巴黎芜菁！她别无所求了。但是可能在法莱斯附近有个小地方，或者，另一种可能，是在巴约附近有个小地方，有个她可以用这些从野蛮人手里得来的战利品让它富裕起来的小地方。如果法兰西每一个地方的居民都这么做，法兰西不就很快又繁荣起来了吗，她所有的教堂钟楼[80]都敲出满意的钟声，穿过一英亩又一英亩微笑的土地？那么，好吧！

她站在那里看着鸡群，这时，冈宁在她旁边用一块磨刀石磨平他弯刀上的几个豁口，然后又要去干活儿了，她开始思考起克里斯托弗·提金斯的品性来，因为她想估算一下自己可以保留那些皮草、珍珠，还有镀金的漂亮玩意的可能性有多大……遵照那个每天来看马克的医生——一个干瘪，长着浅黄色头发的，毫无疑问，什么都不知道的家伙——遵照他的命令，必须有人一直看着马克。他——这个医生——的看法是，有一天马克还能动起来——身体可以行动。如果他真的动起来，可能又会有很大的危险。如果他的大脑里真的有损伤的话，那些损伤可能会再次破裂，造成致命的后果——诸如此类的话，所以他们必须一刻不离地看着他。至于晚上，他们有个报警装置，一根钢丝从他的床上一直拉到她的床头。她的房间是朝向果园的。就算他只在床上动一动，她耳边的铃铛都会响起来。但是其实她每天晚上都会爬起来，一次又一次，从她的窗边望着他的小屋，一盏昏暗的灯笼照亮了他的床单。在她看来，这些安排简直太野蛮了，但是它们是马克想要的，所以她也没有办法反对它们……所以她只能等着，而这时，冈宁用磨刀石磨利了他那把镰刀形状的短柄刀。

这一切都开始于——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灾难都是在那可怕的一天的叫嚷和醉酒中开始的。到那天为止，她对克里斯托弗·提金斯几乎一无所知。说起来，就算是对马克，直到几年前，她也几乎是一无所知。她既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他的工作是什么，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刨根问底不是她该做的事，所以她也从来没有问过。直到有一天——在十三年之后——在前一天冒雨看了纽马基特[81]的克拉文赛马会之后，他那天早上醒过来时支气管炎发作了。他让她去他的办公室把一张便条交给他的首席文员，并把他的信要过来，再告诉他们派个通讯员去他的住处取一些衣服和必要的东西。

当她告诉他她不知道他的办公室在哪里，也不知道他的住处在哪里，甚至连他姓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他“嗯”了一声。他既没有表现出惊讶，也没有表现出得意，但是她知道他很得意——多半是因为他觉得自己选了这么个一点好奇心都没有的女伴，而不是因为她没有表现出任何好奇。在那之后，他就在她的房间装了部电话，他还时常会在某个早上比他习惯的多待上一些时候，让通讯员帮他把信件从办公室取来，或者把他签好字的文件带走。他父亲死的时候，他还让她服了孝。

到那个时候，她才慢慢地知道了，他是马克·提金斯，来自格罗比，那是在北方某地的广阔庄园。他在白厅的一个政府办公室里工作——明显是和铁路有关。她主要是从那个通讯员的大惊小怪中总结出来，他非常看不起他的部门，但又因为被人视作是如此必不可少的，以致他永远不会丢掉自己的工作。有的时候，办公室还会打电话问她知不知道他在哪里。事后，她会从报纸上看到那是因为又出了什么大的铁路事故。在这种时候，他多半是因为去看赛马会而没去上班。事实上，他想给他的办公室多少时间就给它多少时间，一点不多，一点也不少。她明白了，有他那么多的财富，对他来说，这份工作一点都不重要，仅仅是他在赛马会之间的消遣而已。她还发现，他被这个国家的统治者视为一股神秘力量。在战争期间，他有次伤了手，他就让她代笔写了一封他口述的给一位内阁部长的机密信函。那封信是和运输有关的，带着种古怪而有礼貌的轻视语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