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第六章 分离（第2/4页）

有人把毕司沃斯先生的事情告诉了莎玛。她提议把绿谷的家具搬回哈奴曼大宅。

医生来了，他是一个信仰罗马天主教的印度人，却因为其风度举止和所拥有的房产倍受图尔斯家族的尊敬。他认为没有必要鉴定毕司沃斯先生是否发疯，说他只是神经过于紧张和缺乏某种维生素。他开了一个疗程的复合维生素泡腾片，费罗尔牌维生素冲剂——以补铁及强身健体著称，还有阿华田营养饮料。他还叮嘱毕司沃斯先生需要大量的休息，而且一旦等到他有所好转就应该到西班牙港去看专科医生。

医生刚走，术士就来了，他事业挫败，戴着华丽的头巾，举止焦虑不安；他收费很低廉。他给蓝色房间驱除了邪魔，然后立起了一道隐形的阻挡邪魔的障碍。他还建议在门口和窗户上悬挂芦荟条，并且说家里的人应该知道大厅的门廊里一定要挂一个黑色玩偶用来驱魔：预防总是比医治要好。然后他询问是否应该准备一剂混合剂。

他的提议被否决了。“阿华田，费罗尔冲剂，泡腾片，”赛斯说，“要是再给穆罕一剂你的混合剂，你不把他变成药囊了？”

但是他们还是挂起了芦荟条；这是一种自然的净化剂，不需要花什么钱，而大宅里储备充足。他们也悬挂了那个黑色玩偶，那是图尔斯商店里的一小部分积压存货中的一个，是没有得到阿佤克斯人喜爱的英国制造的产品。

下午，一辆卡车运来了绿谷的家具。家具全部被打湿，褪了色。莎玛的梳妆台的上光漆已经变成白色。床垫被水浸透了，散发着难闻的气味，椰子纤维膨胀起来，玷污了床垫套。毕司沃斯先生书上的布封套依然黏黏的，封套的颜色浸染了书页的边缘，书页皱巴巴地粘在一起。

四柱大床的金属部件被原封不动地留在长屋里曾经属于莎玛和毕司沃斯先生的那个角落，床垫和床板被拿到太阳底下晒干。橱柜立在大厅靠近厨房的门边，在被煤烟熏黑的绿色墙壁映衬下，看起来几乎是新的。橱柜上仍然摆放着那套日本咖啡套具（每只杯子的杯底都有一个日本女人的头像，杯子外壁印有凸饰的一条喷火的龙），那是赛斯给莎玛的结婚礼物，从来没有用过，只被擦洗过。绿桌子也被放到了大厅里，但它在零乱不搭的家具堆当中很不起眼。摇椅被放在楼上的阳台上。

赛薇痛苦地看见家具这样散布各处，并遭受漠视，更让她生气的是看见摇椅几乎立刻就被不正当地占用了。起初孩子们只是站在摇椅藤编的椅面上剧烈地摇晃，然后他们开发出一个游戏，四五个孩子爬上摇椅摇晃，另外四五个孩子试图把他们揪下来。他们在椅子上打成一团，最后掀翻了椅子：这就是游戏的高潮。赛薇知道抗议只能使自己尴尬，便到玫瑰房间去了，房间里仍然到处都是水盆、精巧的水壶和管子，散发着各种气味。她向莎玛抱怨。

莎玛和她的孩子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很温柔，尤其是在她分娩之后。莎玛抚摸着赛薇的头发，告诉她不要介意，她只是自私，如果她向别人抱怨的话必然会引发一场争吵。毕司沃斯先生生病了，莎玛说，而她自己也不舒服，赛薇不应该惹怒别人。

“他们把衣柜放到哪里了？”

“在长屋里。”

莎玛看上去满意了。

毕司沃斯先生最为精心制作的一部分招贴字也从绿谷带过来了。所有的字都被认定为很漂亮，虽然这些字流露出来的柔情令人有些讶异，因为它们出自一个一直被认为是无神论者的人之手。招贴字被悬挂在大厅和藏书室里，每当孩子们问“赛薇，那些字真是你爸爸写的吗”的时候，赛薇那因为看见家具被四处散放而产生的痛楚就会减轻许多。

孩子们说：“赛薇，就是说现在你们就待在这里了吗？”

毕司沃斯先生躺在莎玛隔壁的房间里，房间总是黑洞洞的，他睡了又醒，醒了又睡。这种黑暗、静谧，以及仿佛与世隔绝的感觉包围着他，安抚着他。仿佛在很久以前他曾经出离愤怒过。他为此抗争过。但现在他屈服了，而屈服带来了安宁。当那些男人来接他的时候，他抑制了心中的厌恶和恐惧。他很高兴自己这样做了。屈服移除了那个世界湿漉漉的墙壁和墙上贴满的报纸，移除了酷热的阳光和狂风暴雨，把他带到了这里：这个与世隔绝的房间，这种虚无。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渐渐能够拼凑出最近所发生的一切，他惊诧于自己居然从这恐怖中挺了过来。他愈加频繁地忘记了恐惧和质问；有时候，大约会持续一分钟，就算努力尝试，他也无法再度完全进入那曾折磨他的心理状态。依然存留的是一种不安，并不是真实可感，似乎更像一种对恐怖的模糊而令人毛骨悚然的记忆。

消息传得更广，探望的人来了。普拉塔布和普拉萨德来了，他们为哈奴曼大宅的规模而局促不安，为自身的处境相形见绌，因而感到必须对所有的孩子表示友好。开始的时候，他们给每个孩子一便士，但是他们低估了孩子们的数量；最后他们只好给每个孩子半便士。他们对毕司沃斯先生讲述了接到口信的当时他们正在做什么，似乎他们两个人都差一点错过口信；但是，那天晚上的暴风雨让他们感到，似乎毕司沃斯先生出了什么事，并把这种担忧告诉了妻子；他们强烈要求毕司沃斯先生去向他们的妻子求证。毕司沃斯先生漠然地听着。他问候了他们的家庭。纵然话题有限，普拉塔布和普拉萨德还是把这当成一种纯粹的礼貌，轻描淡写地说他们的家庭不值一提。在时不时地发出一些郑重的言语，低头盯着自己的帽子，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帽子，搓手之后，他们站起身叹息着告辞了。

而兰姆昌德，毕司沃斯先生的姐夫，就没有那么拘谨。他染上了一种城里人的傲慢病，和身上穿的制服倒是十分相配。他多年以前就离开了乡下和那家酒厂，现在是西班牙港一家疯人院的看护人。

“不要觉得我疏远你，”他告诉毕司沃斯先生说，“我已经习惯这样了。这是我的工作。”

他谈起了他自己，他的工作，还有疯人院。

“你们这里没有留声机吗？”他问。

“留声机？”

“就是音乐，”兰姆昌德说，“我们一直给他们放音乐。”

他大谈这工作的额外津贴，好似疯人院是为了他的收益才成立的。

“就说小卖部吧。那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比外面便宜五六分钱，你懂的。但那是因为他们并不是为了谋利才经营的。如果你有什么需要的东西，你一定要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