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堡的巡礼 12

一八五六年的春夏之交，阿尔蒂尔似乎是在蒙斯跟他的岳父特鲁瓦总督住了几个月之后，终于带着太太玛蒂尔德和他们头生的女儿小伊萨贝尔到苏阿雷安家。玛蒂尔德又怀孕了，十一月份她在苏阿雷产下一个男孩，取名费尔迪南，但幼年就夭折了。按照我儿时仍旧流行的风俗习惯，阿尔蒂尔先生和玛蒂尔德太太在一个装饰着青枝绿叶的拱门和表示欢迎的横幅底下穿过家里的栅栏门。一九一〇年左右在佛兰德法语区，即使才离家三个月也至少要有这么个仪式。阿尔蒂尔是个纨绔子弟，如今还有这个时期的一幅华丽的肖像，他身穿大礼服，打着质地贵重的领结。与他相对的是面容清瘦的玛蒂尔德，穿着撑开的曳地长裙和大袒胸的礼服，然而这画像并不能告诉我们更多的东西。更晚一些时候画了一幅玛蒂尔德的很优秀的肖像，不那么奢华富丽，表现出了一位面色白里透红的可爱少妇，长着浓密的微显红光的金色秀发，可以看到被我变卖掉的箍发的镯子。她一脸笑容，又有些调皮。那天晚上，这对年轻夫妇大概很早就向他们的房间走去，尽管还不到季节，房里早就生了火，以抵御长期无人居住的阴冷气息。阿尔蒂尔从他母亲弗洛尔手里继承了苏阿雷的城堡，大概弗洛尔办完婚礼以后就不住在这里，她逝世以后也从来没有人在这儿住。搬家时的气氛往往像要举行野餐一样，仆役们大概用了许多时间才打开装着帽子的纸盒以及装着卧具和方便食品的箱笼包袱。小伊萨贝尔睡得正熟。阿尔蒂尔先生在苏阿雷生活了差不多三十四年，搬来以后的第十七年，玛蒂尔德生了她的第十个孩子，产后过了十四个月就死在这里。

苏阿雷，或者说我的外祖父母在那里生活了一辈子的博维里城堡，四分之三世纪以前就不存在了。从一张褪了色的照片上我可以看到住宅的主体，两边的小角楼和排成直角的下房。从保存到如今的纪念物里，可以发现阿尔蒂尔和玛蒂尔德给这所宅子添置了一大批流行的家具。黄檀木的屏风和红木的桌椅都带着繁复的镂空雕饰。但是，这古老的宅邸还存留着让人惊异的东西。十五年以前，我踏上这别墅的水泥楼梯，风格已完全像个海滨浴场，不再有当年绅士宅邸的景象，房东的女儿来接待我，那是个可爱的人儿，哀叹着十九世纪末的俗气。她在一个相册里找到了老房鼎盛时期的照片，就是要拆房前拍的。厚实的木材让人想起天主教堂的房梁。城堡遗留下来的椽檩像大树枝条般纵横交错，底下有中世纪的猪群在漫步。当年阿尔蒂尔先生和玛蒂尔德太太的孩子们，以及在他们以前的德里雍家的小孩们，穿着缀有花边的长裤，也一定在这里玩耍过。下雨天，他们玩藏猫猫，彼此吓唬，假装在树林里迷了路，他们的叫声与小鸟的鸣啭相互应答着。我把相片簿还给那小姐，跟她一起对这么美丽的房屋被拆毁了表示惋惜。

让我们尽力回忆一下一八五六年到一八七三年这所房子的情况。不仅是要取得经验，这经验永远有效，可以说还占据着过去的某一个角落；更重要的是想从穿着大礼服的先生和身系曳地长裙的太太那里，探索到我们仍然感觉到其后果的那错综复杂的原因，在我们的眼里，他们只不过是那个时代人类的样品，我们要从他们身上找出与我们不同的或尽管表面不尽然其实与我们相似的特征。首先，他们像庇护九世教皇长期治下死心塌地的信众一样，都是优秀的天主教徒，在这个国家里盛行着耶稣会的虔诚和洛可可风，它们的特点就是遵奉死硬的教条，同时又追求反对宗教改革的几乎是世俗的舒适惬意。他们常看的报纸是带有天主教色彩的。圣诞前四周的将临期、四旬斋、圣诞节、复活节、诸圣瞻礼节和诸灵节与四季的循环以及家庭的婚丧庆吊，共同构成生活中的节律。上午做早祷，下午做晚课，晚上还要到村里的教堂去参加瞻礼。梳洗打扮得齐齐楚楚到教堂去，占了每个星期日的大部分时间，除非是宣布在那慕尔要举行大规模的宗教音乐集会。对于有产阶级来说，这种天主教的思想意识，还没有完全成为团结的信号和后来的进攻武器。然而，当天主教徒，就是当保守主义者，这两个词密不可分。在这些人身上，毕恭毕敬地完成宗教义务源自对惯有体制的尊敬，然而又渗入了某些冷漠和一种小心翼翼或者模模糊糊的怀疑态度。死亡的时候自然应当在圣教廷的圣母面前虔诚地忏悔，家里人听得清清楚楚，讣告上也写得明明白白，即便是意外暴卒来不及找神甫或是发生了极为例外的丑闻，死者拒绝接受临终的圣事。众所周知，女人总是特别容易接受祈祷所给予的温暖。

他们的宗教教育和神学知识都处在极低的水平，对于宗教的了解并不完全来自教士，更多的出自神秘主义的冲动。阿尔蒂尔先生和玛蒂尔德太太也许从来没有和一个新教徒或者犹太人打过交道，这是他们怀着不信任远远眺望到的人。对于具有自由思想的人也是如此，他们以为那些人比无神论者更为粗俗。人们猜想，完全没有信仰的人是不可想象的，这样的人假充好汉，在死亡面前就会后悔了。他们不大读《福音书》，只糊里糊涂地在祭坛底下听过其中的零星段落。淡而无味的、诱导无限崇拜的书籍却汗牛充栋，几乎成了玛蒂尔德唯一的精神食粮。人们时常谈论好心的上帝，却很少论及作为神的上帝。这个好心的上帝包括对于儿时房间的记忆，最初家庭的轨迹，上帝就像家长那样掌握着儿子的生死大权，当他打雷时，就是在威胁警告，他照顾善良的人，责罚凶恶的人。但往日里的经历也证明了相反的情况：家里遭受了大灾小祸，全都是上帝的意志。上帝按照他的愿望创造了世界，打消了这些资产者基督徒推动任何社会进步和改革的意图。在孩子们的眼里，上帝是介于民间故事和神话之间的人物，跟穿着宽袖长袍，戴着教皇的三重冠，长着一部大胡子的圣尼古拉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他们很乖，这上帝就会在十二月六号给他们带来糖果。

大家只看到耶稣基督的两种面貌：在马厩里的可爱婴儿和银质或象牙的基督受难像，但那上面没有一点中世纪受难像上那种摄人心魄的痛苦迹象。耶稣是干干净净地接受了酷刑，没有淋漓的鲜血，没有临终的痉挛。大家都知道他是为了拯救世界而死的，但只有几个具有沉思天分并且出奇虔诚的信徒，或者被听忏悔的神甫仔细引导的人，才能努力体会到基督牺牲自己的悲剧意义。人们不断地提醒孩子，每人都有个守护的天使护卫着他的睡眠，孩子调皮捣蛋，守护天使就要谴责，万一小男孩儿犯了手淫的罪，天使就哭泣了。但这洁白光辉的形象随着乳牙、围嘴儿和小学生的护巾一起消失了。而成年人再也不会想到在他们的身旁还有个沉默无言但比他们自己更纯洁的天使关注着他们。玛蒂尔德的孩子们大概的确是小天使，他们昙花一现又消失了，但如果她诚心诚意地以为孩子们会在天上保护她，从而得到安慰，那她准是个疯子。纯洁的圣母是最慈悲的，在天上的神灵中人们更多地是对她呼吁。在那几年里，人们对她的无玷受孕谈得很多，但百分之九十九的信徒都不再去论证马利亚在生理上是不是还有童贞，明智的教士也不再枉费唇舌去解释这只意味着圣母决没有生活本身固有的外来或内部的恶，并无其他含意。久而久之，心怀好意但却不知趣的人和死抠字眼的白痴改变了这微言大义的内涵，就好像怀疑论者和开玩笑的人谈论起别的问题时那样。有些家庭很愿意把他们的女儿献给上帝（并不是每个女儿都嫁得出去），但是如果让一个儿子进教会当神职人员，大家就会感到是个重大的牺牲。在小人物看来，家里出了个教士，是在精神上有了优势，也带来社会地位的上升。在神学院的学生中，农民的儿子比财主的儿子比例大得多。村子里的本堂神甫的社会地位勉强比医生高一点，有的时候连医生都不如。每个星期日，人们按时请他吃晚饭，人们是通过他的手来接纳上帝，但总带着某些纡尊降贵的意味，说到底，他爸爸也是他这么个社会地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