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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大说话，说起话来也不过很少几句。依我看来，他们彼此之间，要比我们之间相处得更近人情，更加友爱。可是，那也说不定只因为他们自己觉得比我们更为不幸罢了。不管怎么说，在他们看来，仗已经打完了。可是等着染上痢疾，也算不得是什么有意思的生活。

据负责看守的志愿军说，他们开始的时候还是比较活跃的。他们相互之间，照例也常常会发生纠纷，弄到最后往往又是抡拳头，又是动刀子。但是现在，他们都相当迟钝，相当冷淡，大多数人不再手淫，他们是那样的虚弱，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们整个营房都会搞起这种玩意儿来的。

他们站在铁丝网后面，有时候一个人走开了，另一个人马上就占了他那一排中的位置。他们大多数都默不作声，难得有个人要讨一个纸烟的烟头。

我看见他们黑黝黝的身影。他们的胡须在夜风中飘动。我对他们一无所知，只知道他们是俘虏，而这也正是使我激动的事情。他们的一生既默默无闻，又清白无辜。如果我对他们的情况能够多知道一点，知道他们的名姓，他们的生活状况，他们有什么愿望，有什么烦恼，那么我的感情就会有一个目标，也许可以同情他们。可是像眼下这样，在他们背后，我只感受到众生的痛苦，人生的无比忧郁，以及人们的冷酷无情。

一道命令使这些默默无言的身影变成我们的仇敌，一道命令说不定又会使他们变成我们的朋友。在某一张桌子上，有某几个我们谁也不认识的人签署了一项文件，于是多少年间，从前一向受到全世界鄙视和最严厉处罚的罪恶，便变成了我们的最高目标。可是当一个人瞅着这些一脸孩子气、蓄着信徒式胡子的默默无言的人，谁又能够认清敌友之间的差别呢？任何一个士官在一个新兵看来，任何一个高级教师在一个学生看来，都是一个凶恶的敌人，而他们这些人在我们看来，则是更凶恶的敌人。然而他们一旦获得了自由，我们却又会向他们射击，而他们也会向我们开枪。

我觉得害怕。我不敢再往下想了。再这样下去会堕入一个深渊。现在还不是时候，可是我不会丢弃这些想法，我会将它们保留下来，锁藏起来，直到战争结束。我的心在跳动：这难道就是那个目标，那个唯一的伟大目标，是我在战壕里曾经想到过的，也是在人类的一切感情经历了一场灾难之后，我作为唯一赖以生存下去的生物而追求过的吗？这难道就是一项任务，一项将使后来的生活不致辜负这几年可怕岁月的任务？

我掏出我的纸烟，把每一根折成两段，拿来分送给俄国人。他们向我鞠一个躬，随后将纸烟点燃了。这一下，每个人的脸上都闪亮着一个红红的光点。那使我得到安慰；它看去像是黑魆魆的乡村房舍里一个个小小的窗户，显示出在它们后面有着充满了安宁的一间间屋子。

日子一天天过去。在一个雾蒙蒙的早晨，又有一个俄国人被埋葬了。他们几乎每天都有一个人死去。埋葬的时候，正好是我站岗。那些俘虏唱了一首赞美诗，他们是分几声部合唱的，但听起来完全不像歌声，只像远处荒野里一架大管风琴发出的声响。

葬礼很快就结束了。

到了晚上，他们又站在铁丝网栅的旁边，风从桦树林向他们吹过来。天上满是寒星。

我现在认识了几个会说一点点德语的俄国人。其中有一个是音乐家，他说他从前在柏林是个小提琴手。当他听说我会弹钢琴的时候，他就去把小提琴拿来，动手拉起来了。其他的人便都坐下，背靠着铁丝网栅。他站在那里拉着，有时候表现出一种超然物外的神情，那是小提琴手在闭上眼睛的那会儿往往会有的，随后他又和着节奏摆动他的乐器，朝我微微笑着。

他演奏的大多是民歌，其他的人便和着琴声一起哼唱。他们仿佛是一片黑乎乎的丘陵，歌声仿佛来自地下深处。小提琴声如同一位苗条的少女在上空亭亭玉立，既清澈又孤单。歌唱停止了，小提琴继续演奏着。在夜里，这声音那么绵弱无力，听起来像是凝冻了似的。人们必须紧靠着站在旁边，要是在室内就会好得多了。在这里，它孤孤单单地迷失在外面，这就叫人感到忧伤了。

因为我早已有过一次时间很长的假期，所以逢到星期日我就不能再休息了。在我返回前线以前的最后一个星期天，我的父亲和姐姐一起来看望我。整整一天，我们就坐在军人俱乐部。还能有别的什么地方好去啊，我们不愿意待在营房里。中午前后，我们到野地里去溜达了一会儿。

这几个小时可真是折磨人，我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话，所以我们就谈到母亲的病。现在已经断定是癌症，她早就住进了医院，而且就要手术了。医生希望她会好起来，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癌症能治好的。

“那么她如今在哪儿？”我问。

“在路易斯医院里。”我父亲说。

“住几等病房？”

“三等。我们必须等到知道了手术费要多少以后再说。她自己要住三等病房。她说，住在那里倒可以有个伴儿聊聊。再说，费用也便宜一些。”

“这么说，她跟所有那样的病人都住在一起了。只要她能够睡得好就行。”

我父亲点了点头。他神色疲惫，满脸皱纹。我母亲一直有病。虽然只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她才住进了医院，可是花掉的钱已经很多，我父亲的一生实际上都扑在那上面了。

“只要我知道手术费要多少就好。”他说。

“你没有问过吗？”

“没有直接问过，我不能那么问。医生会认为很唐突，那样问是不行的，因为他毕竟要给你妈妈开刀咧。”

是的，我痛苦地寻思着，对我们，对所有的穷人来说，情况就是这样的。他们不敢问价钱，可是事先却为此担心得要死。而另外那些人呢，对他们来说花钱本来就不在乎，却十分自然地先把价钱讲定了。而医生也并不认为他们这样做就是唐突。

“事后的缝合费用也贵得很咧。”我父亲说。

“难道病患补助金就一点也没有给吗？”我问。

“你妈病得太久了。”

“那你手头有没有钱呢？”

他摇了摇头。“没有。不过我可以干一点加班的活。”

我知道：他会站在自己的桌子前面，折叠啊，粘贴啊，剪裁啊，一直干到半夜十二点钟。晚上八点，他稍微吃一点凭票证换来的没什么营养的东西。随后他服用一点头痛粉，继续干下去。

为了使他高兴一点，我给他讲了几个刚好想起的故事，士兵们说的笑话以及诸如此类的玩意儿，关于将军啊上士啊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