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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终于走到了一个小小的掩蔽壕。克罗普跌了进去，我便给他包扎好伤口。那一枪正好打在他膝盖上面一点点地方。随后我看了看自己。我的裤子血淋淋的，手臂也一样。克罗普用他的急救药包把我的伤口包扎好了。他的腿早已不能动弹，我们两个人都很奇怪，我们到底怎么会跑到这里来的。只是恐惧，才使这样的事成为可能，我们甚至还会奔跑，即使我们的双脚都被打掉了，我们还能用剩下的残肢来奔跑。

我还能爬这么一点路，便唤住一辆过路的救护车，他们把我们给带走了。车上装满了伤兵。有个一等兵护理员在场，他在我们的胸口打了一针预防破伤风。

到了野战医院，我们整理了一番，两个人就并排躺下来了。他们给了我们一碗稀薄的清汤，我们贪婪又鄙夷地用汤匙舀出来吃了个光，因为我们虽然过惯了好日子，但是这会儿毕竟都饿了。

“现在可以回家了，艾伯特。”我说。

“但愿如此，”他答道，“我只希望知道自己受了什么样的伤。”

痛得更加厉害了。绷带像火一样地燃烧着。我们喝着，喝着，一杯水喝完了，又是一杯。

“我中弹的地方，在膝盖上面有多远？”克罗普问。

“至少有十厘米。”我回答。其实也许只有三厘米。

“我已经下定决心，”过了一会儿，他说，“假如他们要把我的腿截掉，那我就一了百了。我不愿意一辈子做一个残疾。”

就这样，我们思绪万千地躺在那里，等着。

傍晚时分，我们被拖到了“屠宰场”去。我吃了一惊，便很快想到我该怎么办。因为人人都知道，野战医院的医生，轻易就动切除手术。在大批伤员源源涌到的情况之下，切除手术要比复杂的修补工作简单得多。我忽然想到了克默里希。怎么说我也绝对不让他们上麻醉剂，哪怕我非得砸碎他们几个人的脑袋瓜。

总算还好。那医生在我的伤口里拨弄了一转，弄得我眼前一片昏黑。“别再这样装腔作势了。”他骂道，便又乱戳起来。那些医疗器械在明亮的灯光下闪耀着，如同一群凶恶的野兽。那疼痛是难以忍受的。有两名护士牢牢地抓住我的两只胳膊，可是我还是挣脱了一只，正想砸碎那个医生的眼镜，却被他发觉，往后一跳避开了。“给这个家伙上麻药！”他愤怒地吼道。

于是我就镇静下来。“请原谅，医生先生，我会乖乖地一动也不动的，可别给我上麻药。”

“那么好吧。”他咯咯笑着，又拿起了他的医疗用具。他是一个金黄色头发的小伙子，年纪不出三十，脸上有几处伤疤，还戴着一副叫人讨厌的金边眼镜。这会儿我才发觉，他这是在故意折磨我，他只是在我的伤口里拨弄，还从他的眼镜上端偷偷地斜觑着我。我的双手使劲地抓住把手，我宁可死去，也不让他听到我一声轻微的叫喊。

他已经挖出一块弹片，扔给我。从表面上看来，他对我的这种行为感到满意，因为他现在为我上夹板的时候就很仔细，他还说：“明天你就可以回家去了。”后来我又上了石膏。等我回去又跟克罗普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告诉他说，明天早晨很可能会开来一列运送伤兵的火车。

“我们一定要跟那个上士军医疏通一下，好让我们能够一直待在一起，克罗普。”

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我把两支贴着商标纸圈的雪茄奉送给了那个上士，随后又把我的来意透露给他。他闻了闻那雪茄，问道：“这种东西你还有吗？”

“还有一大把咧，”我说，“我的伙伴，”我指指克罗普，“他也有的是。我们倒很愿意明天拿来，从运送伤兵火车的窗子里递给您。”

他当然心中有数，便又闻了闻雪茄，说道：“行。”

整个晚上，我们一分钟也没有睡着。我们这间病房里，一共死了七个人。其中有一个，在呼吸开始困难、咯咯地喘气之前，竟用又高又尖的破嗓子男高音唱了一小时的赞美诗。还有一个，从病床上下来，爬到了窗口。他躺在那里，好像最后一次要向窗外眺望似的。

我们的担架停在月台上。我们在等候火车。天下着雨，月台却没有屋顶。我们的毯子又很薄。我们已经等了两个小时了。

那名上士像母亲一般照顾我们。我虽然觉得情况很不妙，可是我并没有放弃我们的计划，心里一直想着它。偶尔我让他看看那个背包，还预付给他一支雪茄。作为报答，那上士给我们盖上了一块帐篷布。

“老兄，”我忽然想起自己的事情来了，“我们那张有四根柱子的大床，还有那只猫……”

“还有那几把俱乐部里用的安乐椅。”他补充说道。

是的，还有那几把俱乐部里用的红丝绒的安乐椅。一到晚上，我们往往如同王公似的坐在那上面，而且打算以后把它们按钟点出租。每小时一根纸烟。那倒是一种无忧无虑的生活，也可以成为一项正常的营生。

“艾伯特，”我又说道，“还有我们那盛食品的袋子。”

我们有点忧伤起来。那些个东西，我们可能还会有用的。只要火车晚一天开走，卡钦斯基肯定会找到我们，而且会把东西带给我们的。

倒霉的命运。肚子里我们装的是面粉薄糊，医院里的糟糕伙食，而在我们那几个袋子里，却除了罐头食品，还装有烤猪肉。不过我们已经那么虚弱，对这样的事再也不会激动了。

火车早晨开到的时候，担架都已经湿透了。那上士留心让我们待在同一节车厢里。那里有一批红十字会的护士。克罗普被安置在下铺。我被抬起来，关照好要住在他上面的那个铺位。

“老天爷！”我突然叫了起来。

“什么事啊？”护士问道。

我朝那个铺位斜觑了一眼。那上面铺着一条雪白的亚麻布床单，无法想象的干净，连熨烫过的皱褶都还留在上面。而我的衬衫却已经穿了六个星期都没洗过，脏透了。

“你自己一个人爬不进去吗？”那女护士担心地问。

“可以，”我流着汗说，“不过请您先把被褥拿掉。”

“为什么？”

我觉得自己活像一头猪。我一定要睡进去吗？“那会……”我踌躇着。

“有点脏吗？”她鼓励似的问道。“那没有关系，我们以后还会把它洗干净的。”

“不，不是那个——”我激动地说。对这种突然来临的讲究，我简直经受不了。

“你们既然在前线睡过战壕，那我们当然也可以洗这么一条床单。”她继续说道。

我瞅了她一眼，她年轻又漂亮，皮肤光滑而细腻，就跟这里所有的东西一样。一个人不能理解，这样的人竟然不是只服侍军官的，对此他会觉得很不舒服，甚至多少还会感到失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