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飞行员

十六岁时我离开了家，寻找自我。

我离开的时候虽然不是很开心，但没什么压力。两个家庭的状况并没有改变。父亲依旧设法想要母亲回家，但母亲却不想。父亲仍然利用我作为他第二次求婚的中间人，而母亲还是继续反感他把我当作丘比特使唤。我自己也不喜欢。母亲从牙科学校毕业后，就在拉奇蒙特的一名牙医那里工作。她似乎对现在全新的独立生活非常满意。

我起初并没有计划逃跑，但每次看到父亲穿上邮政员的制服，开着那破旧的小汽车去上班的时候，我总感到很沮丧。我无法忘记他曾经穿着路易・罗斯的高级西服、开名贵大轿车的样子。

一九六四年六月的一个早晨，我醒过来，知道是时候走了。这个世界某个遥远的地方在向我低语，“来吧。”于是我就去了。

我没有向任何人告别，也没有留下任何字条。我有200美元在大通曼哈顿银行威彻斯特支行的存款账户里，这是父亲去年给我开的账户，我一直没用过。我把支票簿翻出来，把最好的衣服打包在一个简单的行李箱中，然后上了一列去纽约市的火车。确切来说，这不算是世界上的某个遥远的地方，但我觉得，这将会是一个不错的跳板。

如果我是从堪萨斯州或者内布拉斯加州逃离，那么有着喧闹拥挤的地铁、高耸的摩天大厦、嘈杂混乱的交通，和永无止境来往穿梭的人群的纽约，可能就会急匆匆地把我送回到大草原。然而大苹果城就是我的草皮。至少我这样想。

下火车后不到一个小时，我遇到了一个年龄相仿的男孩，我蒙骗了他，让他把我带去了他家。我告诉他的父母我来自纽约北部，父母双双过世，我正努力设法养活自己，而在找到工作前，我需要一个能住的地方。他们告诉我随时都能住在他们家。

我无意滥用他们的热情好客。我想赶快赚到一笔钱，然后离开纽约。虽然此时此刻我还不知道自己想去哪里，或者想去干什么。

我倒是有个确切的目标。我打算在某个领域取得成功并攀上顶峰。而一旦达到了，就没有任何人或事能把我拉下来。在这点上我下定决心，绝不重蹈父亲的覆辙。

纽约城很快就变得了无生趣，甚至对一个土生土长的人来说也是如此。找工作是没有问题的。我曾经在父亲的店里当过店员，做过快递，在经营文具店上也有经验。于是我开始打电话给大型的文具公司，向他们展示我真诚的一面。我告诉他们自己才十六岁，高中辍学，但在文具事业上非常有经验。最后面试的第三家公司的经理以每小时1.5美元的价格雇佣了我，而我还单纯地以为这是笔不错的收入。

一个星期不到，理想就破灭了。我意识到，即使我住最破烂的酒店，吃自助餐馆，60美元一个礼拜在纽约也无法生活。更令人沮丧的是，在泡妞游戏中，我只能扮演旁观者。就目前碰到的姑娘而言，中央公园里散散步，路边摊上买个热狗，可算不上是一个迷人的夜晚。这样子和姑娘调情也不怎么迷人。热狗会让我打嗝。

我分析了下当时的情况，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我的低收入并不是因为我高中辍学，而是因为十六岁的年纪。一个男孩当然不会拿到成年人的工资。

于是我一夜之间老了十岁。人们在得知我还是未成年人时常常会表现出惊讶，尤其是女人。既然看上去老气，那就变得老一点好了。上学的时候，我就很擅长平面艺术。动个手脚把驾驶证上的出生日期从一九四八年修改到了一九三八年，十分逼真。随后，我就作为一名二十六岁的高中辍学者来到人才市场求职，年龄的证据就是钱包里的驾驶证。

我了解到薪资标准，一个人即使没有高中毕业证也并不会对最低工资法有什么影响。

没有人对我的新年龄有任何疑问，开给我最好的工钱是每小时2.75美元，工作是卡车司机助手。一些有远见的雇主们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工资不是由年龄决定的，而是由学历。一个人的学历越高，收入就越高。我非常不甘心地认识到，高中辍学者就像荒野里只有三条腿的狼。能够生存下来，但除此之外别无其他。直到我意识到毕业文凭和出生日期一样，也很轻易作假之后，这类事情就再也没碰到过。

对我来说，一个星期110美元能够活，但可不够“生活”。我太迷恋女人了，而任何一个赌马的人都会告诉你，最保险的赌法就是把赌注下在年轻的母马身上。那些和我调情的姑娘们都是一匹匹小母马，她们可让我花了不少的钱。

在玩乐的钱不够时，我开始用那200美元的账户写支票。

这是留底的钱，我并不想一次花光，所以尽量保守一些。每次我只兑现10美元，最多20美元。起初我在大通曼哈顿银行的一家支行里管理所有的支票交易。然后我得知只要在有相关有效证件，兑现数目也不是很大的情况下，商店、酒店、杂货店超市以及其他一些商业公司也能兑现个人支票。我发现我修改过后的驾驶证也是有效证件，就开始在距离最近的酒店或百货店里兑换20美元、25美元的支票。没有人询问过任何问题。没有人和银行核对过支票状况。我只要有模有样地和支票一起递出驾驶证，现金和驾驶证就会一同递回来。

这很容易，太容易了。短短几天，我的账户就透支了，写的支票也无效了。然而，我还是继续兑现，只要缺钱，工资不够花的时候，或者资助一下和漂亮小妞们一起的饕餮之夜。因为我的工资卡似乎总是需要额外资助，而纽约的漂亮小妞又比农场的多。很快，我每天就要写两三张空头支票。

我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我告诉自己，父亲会为我还上这些透支的支票的。或者以此来缓和一个骗子良心的谴责：那些人太愚蠢，在支票兑现的时候不去核对其是否有效，他们活该被骗。

我也利用自己只是个未成年人这个事实来安慰自己。即便被抓住了，根据纽约宽松的青少年法和对青少年宽严相济的审判制度，我也不会得到什么严厉的处罚。作为一名初犯，我可能会被送回父母身边，甚至可能都不用赔偿。

这些模糊不清的自我辩护给我增加了勇气。我辞了工作，开始一门心思专注在伪造假冒支票上。我没有算过自己经手的空头支票到底有多少张，反正我的生活质量明显提高了。当然，恋爱质量也是如此。

然而在制造这些空头支票两个月后，我不得不面对一些令人不快的真相。我是个不折不扣的恶棍。用街头术语来说，就是个专业裱糊匠。但我并不为此操太多心，因为我是个成功的裱糊匠。而此时，对我而言，随便做什么事，只要成功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