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野小站

玛格丽特·克雷斯韦尔小姐,多伦多劳动收容所负责人,

致西蒙·赫伦,北休伦,1852年1月15日。

因来信附有牧师担保,我很乐意回复。我们经常收到你这种请求,但除非来信附有担保,否则我们很难相信来信者的诚意。

本收容所内并无适婚女子,因为我们通常在她们十四五岁的时候打发其出去谋生。但随后几年会一直与她们保持联络,一般到她们结婚为止。像你这种情况,我们有时会推荐其中一个女孩子,安排一次会面,当然,双方是否合适就取决于他们自己了。

目前保持联系的人里有两位十八岁的女孩,她们针线活儿都很好,都在女帽店里当学徒,不过,要是能嫁给合适的男人,当然比一辈子做这种工作更好。其他的现在还不好多说,得取决于你们是否喜欢彼此了。

这两位女孩分别是萨迪·约翰斯通小姐和安妮·麦基洛普小姐。她们都合法出生于基督徒家庭,因为父母双亡才被安置在收容所,不涉及酗酒或任何不道德因素。不过,就约翰斯通小姐来说,有一个肺痨的问题,尽管她是个皮肤红润的丰满姑娘,长得更漂亮一些,但我觉得有必要提醒你,可能她并不适合一辈子在荒野里辛勤劳作。另一位女孩,麦基洛普小姐,尽管身材瘦削,外貌稍逊,但却更为吃苦耐劳。她有一只眼睛不太好,不过不影响视力,而且她的针线活儿非常出色。她的头发和眼睛都是深色的,皮肤也稍暗,这些不是因为混血,而是因为她的父母都来自法夫。她是个很能干的女孩,也没有这个年纪的女孩身上常见的那种傻乎乎的胆怯,我觉得她比较适合你所能提供的生活。我将会和她联系告知此事,如果你打算和她见面,我们静候来信。

卡斯泰尔斯《守卫者报》,五十周年版,1907年2月3日。

乔治·赫伦先生的回忆录。

1851年9月的第一天,我的哥哥西蒙和我带着一箱子被褥和日用品,赶着马车从霍尔顿县出发,去休伦和布鲁斯的荒野里碰运气—当时那些地方都被人们看成荒野。我们带的东西来自西蒙的老板阿奇·弗雷姆,被算成他工资的一部分。同样,马也是从他那里租的,他的伙计和我年纪相仿,和我们同行,以便把马车赶回去。

我应该一开始先说清,我和哥哥是孤儿,刚到这个国家的五个星期内,父母相继死于热病,那时我三岁,西蒙八岁。西蒙被送去跟着母亲的堂兄阿奇·弗雷姆干活,我被没有子女的教师和他的妻子接纳。那是在霍尔顿,其实我觉得就这么过下去也不错,但西蒙离我只有几英里远,他经常来看我,总是说,我们一旦够年龄就离开此地,去拥有自己的土地独立生活,再也不用给别人干活,因为这是父亲当年的愿望。我被送到学校读书,而阿奇·弗雷姆并没有送西蒙去,所以他坚决想要离开这里。十四岁的时候,我长成了哥哥那样的壮小伙,他说我们该出发了,去广袤的休伦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土地。

第一天,因为纳塞戈维亚和普斯林奇的路况非常糟糕,我们只走到了普雷斯顿。第二天,我们到了莎士比亚,第三天下午到了斯特拉福德。一路向西,路越来越难走,所以我们想,最好把行李交给驿站托运到克林顿去。但因为阴雨天气,驿站停止了运输,想等到路面冻结再恢复。所以,我们让阿奇·弗雷姆的伙计先带着马车和行李返回霍尔顿,然后把斧头扛在肩上,步行向卡斯泰尔斯走去。

卡斯泰尔斯尚在建设当中,在我们之前几乎没有什么人烟,有一栋既是商店又是客栈的简陋房子,有一个名叫勒意姆的德国人正在建锯木厂。还有个比我们先来的人,已经建好了一栋较大的木屋,他叫亨利·特里斯,后来成为了我的岳父。

我们住进了客栈,睡在地板上,两个人只盖着一条毯子还是一床被子。冬天早早来到了这里,冷雨连绵,一切都湿答答的。不过,我们早就预料到了会有困难,至少西蒙是这样。我之前的生活环境比他好些,不过西蒙说我们必须忍耐,我照他的话做了。

我们砍掉灌木,辟出了一条小路,通往我们那块土地,接着标好了边界,砍了盖棚屋用的原木,准备好了装屋顶用的大木铲子,还从亨利·特里斯那里借了一头拉运木材的牛。但西蒙没打算向别人借东西或者求助,他打算靠我们自己盖起这栋小木屋。当发现这不太可能的时候,我一路找到了特里斯家,在亨利和他两个儿子以及磨坊一个小伙子的帮助下,房子终于完工了。第二天,我们就开始往木料的空隙中抹泥,还弄到了一些铁杉树枝当床。这样,我们总算不用再花钱住在客栈里,而是能住在自己的房子里了。我们有一大块榆木板,用来当门。哥哥曾经从阿奇·弗雷姆那儿几个法裔加拿大伙计那里听说,在伐木场里,火总是生在屋子的正中间,所以他说,咱们的房子也要这么办。于是,我们竖起了四根柱子,在上面建造烟囱,为了好看,打算里里外外都用泥抹平。火生得旺旺的,我们在榆木床上睡下了。半夜醒来的时候,发现木屋里火光闪耀,连盖屋顶的大木铲上都有火苗在欢快地跳动。我们赶快推倒了烟囱,木铲是用青翠的椴木做的,上面的火苗倒是不难扑灭。天一亮,我们就开始按照常规把烟囱建在屋子的一头,我想,自己最好别对此事发表任何评论。

清理了一些小树和灌木之后,我们开始砍伐大树。先砍了一棵白蜡树,然后劈成厚板来铺地板。我们的行李还没有从霍尔顿运来,所以亨利·特里斯送来一张又大又舒服的熊皮给我们铺床用,可我哥哥不想接受这份人情,把它送了回去,说我们不需要。几周之后,我们的行李运到了,我们只好借了牛去克林顿把行李拉回来,不过,哥哥说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向别人求助。

我们走到沃利,背回了面粉和咸鱼。在曼彻斯特,有人高价渡我们过河,当时那里没有桥,整个冬天冰都没坚固到足以踩着过河。

圣诞节期间,哥哥对我说,我们的房子弄得差不多了,可以够他娶个老婆回来了,这样就有人给我们做饭、收拾,等我们能买起奶牛的时候,她还可以负责挤奶。那是我第一次听说关于“老婆”的事,我说据我所知他好像不认识什么人啊。他说他的确不认识,但是听说可以写信给孤儿院,问他们有没有愿意过这种生活的合适女孩推荐,如果有的话,他愿意过去和她见面。他想找一个十八到二十二岁之间的姑娘,健康,不怕辛苦,从小在孤儿院长大而不是刚刚进去,这样她就不会期待什么奢侈的生活或者有人服侍,也不会一直回忆从前较为轻松的生活。毫无疑问,现在的人听到这些肯定会觉得是一种很奇怪的做法。并不是说我哥哥不能自己去追求姑娘结婚,他是个很帅的小伙子,而是他当时根本没有时间、没有钱,也没有那种兴致,他脑子里全是如何创造我们的财产。而且,如果一位姑娘双亲尚在的话,他们很可能不愿意让她走那么远,去一个工作繁重、毫无享受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