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哪个疯狂者的构想（第4/24页）

在几乎两三分钟里就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或似乎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因为实际上并没有发生任何重要的事情，以至我没有返回座位，却开始四下徘徊，起初像个梦游者，毫无目的地横穿散落着野餐者的草坪，又绕着音乐棚走了半圈，然后折回原路，向盛夏时分伯克夏风景可与东落基山媲美的地点走去。我听得见远处从大棚里传出的拉赫玛尼诺夫的舞曲，但除此而外，我可能完全是个独行客，深深地埋藏在层层叠叠的青山翠谷之间。我在草地上坐下，感到惊愕不已，无法解释我心里的想法：他有个秘密。这个有着最令人信服、最可信的感情结构的人，这股具备强大历史背景的力量，这个善意地狡诈，温文儒雅，从头到脚都似乎充满阳刚之气的男子却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我怎么会得出这个结论的?为什么是个秘密?因为当他和她在一起时秘密在那儿，而当他不跟她在一起时，也在那儿——正是这秘密才是他的磁力之所在。是某种不在场的东西起着哄骗的作用，一直是那东西吸引着我，那神秘的、非他莫属的、他单独攥在手心里的它。他将自己像月亮似的建构起来，世人只能看到他的一面。我没法使他全部显露出来。有一个空白点。我最多只能这么说。他们，一起，一对空白点。在她身上有个空白点，他身上也有个空白点，尽管他摆出一副稳扎稳打的派头，如果需要，还是个顽固、目的明确的对手——愤怒的教授巨人，宁可拂袖而去，也不愿接受他们羞辱性的垃圾。一个涂抹掉的地方，一个割除的东西。虽然我连猜测的头绪都没有……甚至都不知道，的确，我是在企图剖析这预感还是在动用想象力记录我对另一个人的无知。

仅在三个月以后，当我得知这秘密，并开始撰写这本书时——是他从一开始就请求我写这本书的，不过并不一定是按照他的要求写的——我才觉悟到加固他们契约的基础结构是什么：他已告诉她他的全部故事，只有福妮雅一个人知道科尔曼是如何变成这个样子的。我怎么会知道她知道了?我不知道。当时我就连这也不可能知道。现在更不可能知道。既然他们死了，没有人能够知道了，好也罢坏也罢，我只好按每个自以为知道的人的办法去做。我想象。我被迫加以想象。碰巧那是我谋生的手段，我的职业，是我此刻所做的一切。

当莱斯特从退伍军人医院出来并和他的支持小组挂上钩以后——以便远离酗酒，为了疯病不至于发作——路易·伯理若为他制定的长远目标是要他进行一次朝圣，去参拜那座墙。倘若不是那座真的墙（华盛顿越战阵亡将士纪念墙），那么参拜那座活动墙也行，等到它在11月份抵达匹茨费尔德时。华盛顿特区是莱斯特赌咒发誓绝不会踏足的地方，因为他痛恨政府，因为他瞧不起那个自1992年以来就睡在白宫里的那个躲避征兵者。不过无论如何要他从马萨诸塞州旅行到华盛顿也可能要求过高了一些：对于一个刚出院的人，乘坐公共汽车来来往往，经历的时间不免太长，耗费的感情不免太多。

路易为莱斯特参拜活动墙所做的准备和他为每个人所做的一模一样：在一个中国餐厅为他壮行，让莱斯特和另外四五个伙伴一道吃中国饭，要多少次就安排多少次——如果有必要，两次，三次，七次，十二次，十五次——直到他能够完整地吃完一顿饭，从汤到甜点，所有的菜吃完为止。其间衬衫没有给汗水浸透，手没有因为颤抖得厉害而握不稳勺子，不能喝汤，没有每隔五分钟就冲到外面去喘气，没有最后跑到卫生间去呕吐，没有躲在锁上的隔间里不出来，没有完全失控，和中国侍应互射导弹。

路易·伯理若拥有他百分之百的军人联络网，他远离毒品，继续治疗已有十二年之久了，而帮助老兵，他说，是他如何获得治疗的途径。三十多年了，那里仍然有着许多越战老兵忘不了伤痛，因此他几乎每天花上一整天的时间驾着他的面包车跑遍全州，指导老兵及其家庭的支持小组，为他们寻医问药，鼓励他们参加戒酒者座谈会，倾听各种矛盾——家庭的、心理的、财经的，对老兵问题给予建议，并且努力把那些家伙送到华盛顿去瞻仰那面墙。

墙是路易的婴儿。他操办一切：包公共汽车，安排吃食，以他天赋的战友情亲自呵护那些唯恐自己会哭得太厉害或感到太恶心或会突发心脏病而一命呜呼的伙伴。预先他们统统都会畏缩不前，说多多少少相同的话：“不可能。我不能去看墙。我不能到那儿去看见某某的名字。不可能。没法子。做不到。”莱斯特就是其中之一，他对路易说：“我听说你们上次的行程了。听说有多糟糕了。包车费每个人头二十五美元。说好包括午餐，结果大家都说午餐狗屎不如——不值两块钱。那个纽约家伙不肯等在附近，那司机。是吧，路易?要早早赶回，跑一趟大西洋城?大西洋城！操他狗娘养的，伙计。赶着做每件事，催着每个人，好在最后大大捞一票?别找我，路易。他妈的没门儿。如果我非得亲眼看到两个穿老虎套装的家伙相互拥抱着哭泣的话，我会作呕的。”

但路易知道去一次意味着什么。“莱斯特，现在是1998年了，是20世纪末了，莱斯特。是你该开始面对这东西的时候了。你不会立刻就做到的，我知道，没人那样要求你。不过到了该制定你的计划的时候了，朋友。时间到了。我们不从墙开始。我们会慢慢地来。我们从一间中国餐馆开始。”

但对莱斯特来说，那可不是慢慢来；对莱斯特来说，仅仅到雅典娜去取外卖，他都不得不在福妮雅购买食品时坐在货车里等。倘若他走进去，一看见那些有色杂种他就想宰了他们。“但他们是中国人，”福妮雅告诉他，“不是越南人。”“放屁！我才不管他们是他妈的什么东西！他们统统是杂种！杂种就是杂种！”

就好像他这二十六年来睡得还不够坏，在到中国餐馆之前的一星期他根本没睡觉。他一定给路易打了不下十五个电话，对他说他没法去，而其中不止一半是在凌晨刚过三点打的。但路易照样接听，让他把心里的话统统说出来，甚至表示同意，从头到尾耐心地喃喃着“嗯，嗯……嗯，啊……嗯，啊”，但结束时他总是以同样的方式让他闭嘴：“你必须坐着不动，莱斯特，尽最大努力。你只要坐着别动。不管你心里想什么，不管是悲伤，不管是愤怒，无论什么——恨也好，愤怒也罢——我们都会和你在一起，你得尽量坐着，不要跑出去，也不要动手。”“但那个侍者，”莱斯特会说，“我应当怎样对付那个该死的侍者?我不行，路易——我会他妈的失控的！”“我来对付他。你只要坐着就行了。”不论莱斯特提出什么反对意见，包括他可能杀死侍者，路易一概回答说他只要坐着就行了。似乎别的什么都无需做——坐着——就能阻止一个人杀死他最坏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