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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样，是这样。让我告诉你阿尔·赫贝曼的事。你要谈过去的世界和以前的样子，我们就说说阿尔吧。多好的伙计，阿尔，英俊的家伙。靠剪裁手套富起来。那时候你做得到。有点雄心的夫妻可以弄几张皮子做起手套来。他们最后有了一间小屋，两个男人剪裁，几个妇女缝纫，就可以做手套，就可以熨烫，然后出货。他们赚钱了，自己当老板，可以一周干六十小时。很久很久以前，还是在亨利·福特支付前所未闻的每天一美元的报酬时，一名优秀的剪裁工每天会挣到五美元。但是，那时候一名普通妇女有二十双、二十五双手套算不了什么，很常见。妇女有手套柜，每套服装有各种的手套配搭——各种颜色、各种样式、各种尺寸的。任何天气，妇女外出不能没有手套。那时候，并不奇怪，妇女在手套柜台花上两三个小时，试戴三十双手套，桌子后面的女士有个水槽，每换一种颜色她都要洗一次手。精美的女士手套，我们有四分之一扣，四扣，直到八扣半。手套剪裁是了不起的职业——过去是，不管怎样。现在所有东西都是‘过去的’。像阿尔那样的剪裁工总是穿着衬衫系上领带。那时候剪裁工没有衬衫和领带是决不工作的。你可以工作到七十五岁，甚至八十岁。人们可以像阿尔那样开始，在十五岁，或者更早，干到八十岁。七十岁还是童子鸡。他们可以空闲时干，星期六和星期天。这些人总有工作，有钱送孩子上学，有钱把房子装修漂亮。阿尔能够拿起一张皮子对我说，开个玩笑，‘你想要什么，娄，八又十六分之九?’不用尺子就一下剪断，只用他的眼睛就能量得准确无误。剪裁工是主角。当然，所有这些技能的骄傲现在都消失了。在那些可以剪裁十六扣百色手套的匠人中，我认为阿尔·赫贝曼也许是在美国能做到的最后一人。当然，那种长手套已经消失了。另一个‘过去的东西’。有一种八扣的手套在那时候流行起来，用丝绸衬里，但也在1865年消失。我们当时有许多更长的手套，只好剪去上端，做成短手套，用剪下来的做另一只手套。从拇指缝这里每一英寸钉上一颗扣子，所以谈起长度我们仍然用多少扣。感谢上帝，在1960年，杰凯·肯尼迪^{[33]走出来，戴着到手腕的小手套到肘关节的手套和到肘关节以上的手套，还有圆桶帽。忽然间，手套又流行起来。手套业的第一夫人。戴的是六扣半的。手套业的人们为那位太太祈祷。她自己在巴黎购物，但那有什么?那个女人把精美的女士皮手套又放回地图上了。但是，他们暗杀了肯尼迪，雅克莱恩·肯尼迪也离开白宫。这事件和超短裙成了女士时装手套的末日。暗杀肯尼迪和超短裙的到来，两者连在一起，敲响了女士时装手套的丧钟。在那之前，这是个十二个月的、全年不变的行业。那时候，女人不戴手套是不出门的，甚至在春天和夏天也是如此。现在手套是用来御寒、开车或运动——”}

“娄，”他妻子说，“没有谁在谈——”

“请让我讲完。请别打断我。阿尔·赫贝曼很爱读书。没受过教育，可是他爱读书。他最喜欢的作家是沃尔特·司各特爵士^{[34]。沃尔特·司各特爵士在他的一部经典小说中，有一段手套匠和鞋匠之间关于谁是更好手艺人的争论，结果手套匠赢了。你们知道他说什么?‘你做的一切，’他对鞋匠说，‘是为脚做一只连指手套。你用不着分清每个脚趾。’沃尔特·司各特爵士是手套匠的儿子，难怪他会赢这场争论。你们不知道沃尔特·司各特爵士是手套匠的儿子吧?除了沃尔特爵士和我的两个儿子，你们知道还有谁?威廉·莎士比亚。他父亲是个一字不识、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的手套匠。你们知道朱丽叶在阳台上时罗密欧对她说什么?大家都知道‘罗密欧，罗密欧，你在哪里?罗密欧’——她说的。可是罗密欧说什么啦?我十三岁就开始在一家制革厂干，但我能回答你们，因为我有朋友阿尔·赫贝曼，很不幸，他已经去世了。七十三岁时，他从家里出来，在冰上滑倒，摔断了脖子。太可怕了。他告诉我的。罗密欧说，‘看见她将面颊靠在手上的样子吗?我要是那只手上的手套就好了，我就能抚摸那面颊啦。’莎士比亚，历史上最著名的作家。”}

“娄，亲爱的，”西尔维尔·利沃夫再次轻声地说道，“这和大家谈的有什么关系?”

“别插嘴。”他说，很不耐烦，根本不看她一眼，朝她挥动着一只手，不理睬她的反对。“可是麦戈文，”他继续说，“我一点也不明白这种说法。麦戈文与那部恶心的电影有何关系?我为麦戈文投了票。我在整个共管地里都为麦戈文的竞选运动出力。你们应该听听我是怎样忍受犹太人那些话的。尼克松怎样为以色列做过这事，为以色列做过那事，但是我提醒他们别忘了早在1948年哈里·杜鲁门就将他称为狡猾的迪克。现在看吧，他们得到的回报，我那些为冯·尼克松先生和他的暴风部队投过票的好友。我可以告诉你们谁常去看那些电影：社会渣滓、流浪汉以及没有父母监管的孩子。我儿子为什么要带他可爱的妻子去看这样一部电影，我到死也不会明白。”

“去看看，”马西亚说，“另一半人是怎么生活的。”

“我儿媳是位女士。她对这些事情不感兴趣。”

“娄，”他妻子对他说道，“也许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想。”

“我不相信。他们都是聪明的、受过教育的人。”

“您太看重智力了，”马西亚对他开玩笑道，“它并不抹灭人性。”

“那是人性，那些电影?告诉我，当孩子们问时你怎么对他们讲?说它不错，健康有趣?”

“您一点也不用告诉他们，”马西亚说，“他们不会问。现在他们直接去。”

让他大惑不解的是，现在发生的一切看起来并不使她难受，一位教授，犹太教授——和孩子们在一起的人。

“我认为孩子们不会去，”希利·萨尔孜曼插话道，似乎既想打断这无聊的谈话，又想安慰瑞典佬的父亲，“我认为是青少年。”

“萨尔孜曼博士，你赞成吗?”

希利对娄·利沃夫这么多年还坚持使用的头衔一笑置之。希利是个面色苍白、身体肥胖、肩背浑圆的男人，系上蝴蝶结，穿着泡泡纱夹克，一位勤奋的家庭医生，嗓音总是那么和蔼可亲。那种苍白、那种体态、过时的金属框眼镜、无发的脑门、耳朵上边拳曲的银丝——这种天然的性欲匮乏在瑞典佬与谢拉·萨尔孜曼偷情的那几个月里，让他特别为他感到遗憾……然而他，可爱的萨尔孜曼博士，在家里接纳了梅丽，把她藏起来，不仅躲开了联邦调查局，还躲开了他，她的父亲、她在这世界上最需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