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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看这部电影的也许不是同一批人。”多恩说。
“麦克戈文耐茨?”马西亚·乌曼诺夫问她。
“在这桌上是的。”多恩回答道，早已被无法容忍的这个女人在晚宴的开场白激怒了。
“喂，”瑞典佬的父亲说，“这两件事情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这对我来说是个谜。首先，我不明白你们这些人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去看那种垃圾。纯粹是垃圾——顾问，我说的对吗?”他看着巴里希望他赞同。
“是一种垃圾。”巴里说。
“那你们为什么要让它进入你们的生活?”
“它溜进来的，利沃夫先生，”比尔·沃库特友好地对他说，“不管我们喜不喜欢。外面有的东西都会溜进来。它朝里面涌，社会不一样了，恐怕您没听说过。”
“啊，我听说过，先生。我来自纽瓦克旧城区，听到许多不想听的东西。看，爱尔兰人管理过城市，意大利人管理过城市，现在让有色人管理城市。这不是我想说的，我没有什么可反对的。轮到有色人接触钱柜了?我不是昨天才出生。在纽瓦克，腐败是这场游戏的名称。新的、第一位的是种族，再就是税收，还加上腐败，这就是你们的问题。七美元，七十六美分。这就是纽瓦克的税率。我不管你们多大还是多小，我在这里告诉你们，这种税率你们不可能经营一家企业。通用电器在1953年就搬走了。通用、威斯汀豪斯、雷蒙德大街的布莱耶、赛璐珞，都离开了这座城市。它们都是大雇主。在暴乱之前，在种族仇恨加深之前，它们都走了。种族问题是蛋糕上的冰块。街道无人打扫，烧毁的汽车无人拖走，人们住在废弃的房子里，剩下的房屋在燃烧。失业、污秽、贫困，更加肮脏，更加贫困。教育没有了，学校是灾难。每个街角都是辍学的学生，他们无事可干，只好贩毒，只好惹事。那些项目——我最好别提项目。警察接受贿赂。人所共知的每一种弊病。早在1964年我就对儿子说，‘塞莫尔，走吧。’‘搬走。’我说。可是他不听。帕特森[30]发展了，伊丽莎白发展了，泽西城发展了。你两眼瞎了，看不见要发生的事。我这样对塞莫尔讲。‘纽瓦克是第二个沃茨[31]，’我告诉他，‘你以前在这里听我说，这是1967年的夏天。’我就是这样预言过。塞莫尔，是吗?实际上可以精确到某一天。”
“确实如此。”瑞典佬承认。
“制造业在纽瓦克完了。纽瓦克也完了。暴乱还是很厉害，即使比不上华盛顿、洛杉矶和底特律。但是，记住我说的话，纽瓦克这个城市再也不能恢复元气。它不行。还有手套业?在美国?毁掉了，也完蛋了，只有我儿子还在坚持。又过了五年，除了政府合同，没有在美国生产一双手套，波多黎各也没有。他们已经到了菲律宾，那些大家伙。将来要到印度，到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孟加拉——你们会看到的，全世界到处生产手套，除了这里。只是工会，不会让我们破产。当然工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可是有些厂商也不明白——‘我不会再多给狗杂种们五美分了。’这家伙现在开着凯迪拉克，冬天待在佛罗里达。不，很多厂商没有想通。工会根本不了解来自海外的竞争，我毫不怀疑。工会也加快了手套业的消亡，大家做工粗糙，无法赚钱。工会的计件要求将许多人赶出这一行，或者迁往海外。在三十年代，与我们的竞争主要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和意大利。战争来临挽救了我们，是政府合同。军需官一下订购了七千七百万副手套，手套商富起来。可是战争结束了。我要说的是，即使早在那些好日子里末日也已经来临。我们的衰败是因为我们绝对竞争不过海外。我们加速了这种结束是缺乏对两方面的正确判断。不管怎样都无法挽回。能够阻止它的只有一样东西——我也不赞成，我想你们也不能阻止世界贸易，你们也不应该——能阻止它的唯一办法是设置贸易关卡，不只是百分之五的税，而是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四十——”
“娄，”他妻子说，“你说的哪样东西与这电影有关?”
“这电影?这些该死的电影?啊，当然，它们并不新鲜，你知道。我们曾有过宾诺克[32]俱乐部，那还是在几年前……还记得，周五夜间俱乐部?我们有个做电器生意的家伙。你记得他，塞莫尔，阿贝·萨克斯?”
“当然。”瑞典佬说。
“啊，我不愿意告诉你们，可是他家里有各种各样的电影。真的有。在穆尔贝利大街，我们常带孩子到那里去吃中国餐，那里有一间酒吧，你可以进去，想买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行。你们知道吗?我去看了五分钟就回厨房了，为他说句好话吧，我亲爱的朋友也这样，他现在去世了，多好的伙计，我的心也跟着去了，手套剪裁工，见鬼，他的名字叫——”
“阿尔·赫贝曼。”他妻子说。
“对。我们两个玩了一个小时的牌，直到放电影的客厅里喧闹起来，原来是那狗屁电影，那放映机，你们——随便叫——的东西起火啦。我从没有那么高兴过。那是三十年、四十年以前，到现在我还记得坐在那里和阿尔·赫贝曼玩牌，其他人在客厅里像白痴一样地淌着口水。”
他现在把这些讲给沃库特听，只朝着他一个人说道。看起来，虽然娄·利沃夫旁边就坐着一个女醉鬼作为明证，虽然无可争议的事实证明他有犹太人的渊博知识，可是出身名门的非犹太人的无政府状态还是让他难以想像，所以在餐桌上的这么多人中间，只有沃库特最能欣赏他的这番陈词滥调。他们应该是能够控制自我的可靠的人。不是他们吗?他们标出疆界。不是他们吗?他们制订规矩，就是那些到这里来的我们其他人都同意遵循的规矩。早在1935年，他坐在那间厨房里，耐心地玩牌，直到正义的力量终于战胜邪恶，让那肮脏的影片在浓烟里化为灰烬，沃库特能不钦佩他?
“啊，对不起，利沃夫先生，我要说的是，您再也不能只靠玩牌就挡住它，”沃库特对他说，“过去有把它挡在外面的办法，可现在没有了。”
“把什么挡在外面?”娄·利沃夫问。
“您谈的那些，”沃库特说，“纵容。掩饰为意识形态的变态。永久的抗议。那时候您可以走开，可以旗帜鲜明地反对，如您所说，甚至可以用玩牌来抵抗它。但现在越来越难找到解脱的办法。奇形怪状的东西正在取代人们在这个国家所喜爱的一切普通的东西。今天，被他们称做‘受压抑’的东西是让人们深受其辱的根源——就像过去不被压抑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