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第2/13页）

“他们找上你是因为你是艾拉的哥哥吧?”我问他。“我一直这么以为。”

“我也说不准。艾拉是这么想的。或许他们找上我，是因为我的所作所为从来都没有个教师该有的样子吧。或许即便没有艾拉，他们也会找上我。起初我可是个狂热分子，内森。满腔热情，要树立职业的尊严。那可能是最令他们耿耿于怀的。我开始教书的时候，作为教师得受到何等的轻侮，你无法相信。给当成孩子一样。上级告诉你什么，什么就是法律，不容置疑。得这个钟点到，要按时签到。在学校里待极长时间。下午和晚上还随时有差事，虽然合同里不包括这个。各式各样不值一提的那一套。你感到被贬低了。

“我投入到组织工会的活动里，很快升到委员会的领导圈，是董事会任职。我做事直来直去，我得承认，有时候并不多加思索。我以为我什么都明白。但是我致力的是让教师获得尊重——为了他们的劳动，获得尊重和合理的报酬。诸如此类的事情。教师的薪水，工作条件，福利都大有问题……

“教育厅长不是我的朋友。我在反对提他做厅长的运动里头很卖力。我支持另一个人，那人输了。我从不讳言与这混蛋的对立，因此他对我恨透了。1955年，解聘的时候到了，我被叫到市里头的联邦大厦，参加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会议。去作证。主席是个叫沃特的议员。同来的还有两名委员会的成员。他们三个从华盛顿来，带着律师。调查共产主义在纽瓦克市各个方面的影响，主要还是调查他们所说的在劳工和教育界的‘党派的渗透’。那时这股听证风席卷全国，不管是底特律、还是芝加哥。我们知道要到这里的。无可避免。他们在一天里头对付了我们教师，最后一天，5月的一个星期四。

“我作证时间五分钟。‘你现在是不是或者曾经是……?’我拒绝回答。哦，为什么不回答呢?他们说。你没什么可隐瞒的。为什么不证明自己清白呢?我们就要些检举揭发而已。我们到这里来就为了这个。我们是立法机构，不是刑罚机构。如此这般。但是据我对人权法案的理解，我的政治信仰与他们无关，我就这么对他们说的——‘与你们无关’。

“那周前几天，他们找过电业工人联合会，艾拉在芝加哥时候的老工会。周一的早晨，一千名联合会成员租了车自纽约来到调查委员会成员住的罗伯特酒店，包围酒店抗议示威。《星条报》这样描述示威者，‘敌对势力反对国会调查，发起入侵’。不是由宪法赋予权利的合法示威，而是入侵，如同希特勒对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一般。委员会里一位国会议员对新闻界指出——对他的言论里隐含的非美国成分没有丝毫的惭愧——很多示威者在用西班牙语喊叫，在他看来，这证明他们对打着的牌子有何意义并不明白，他们只是无知做了共产党的‘傀儡’。而纽瓦克警局‘反颠覆科’将他们监控起来了，对此他深感宽慰。车队回纽约的途中在经过了哈得孙镇后，据报道那边的某警察称，‘如果我知道他们是赤色分子，早就把他们一伙人全关起来了。’到我在星期四里头第一个被传讯时，当地的气氛就是这样的，新闻媒体里也是这样报道的。

“在我那五分钟临近结束时，对于我的拒绝合作，主席说他很失望，有着我这样教育背景和理解力的人，居然不愿协助国家安全部门的调查。唯一一次我作的敌对回答，是在最后那帮家伙里头有一个对我说‘先生，我怀疑你的忠诚’时，我告诉他，‘而我也怀疑你的忠诚。’然后主席告诉我，如果我继续‘中伤’委员会成员，就要赶我出去。‘我们不必坐在这里，’他说，‘听你的废话与诽谤。’‘我也用不着，’我说，‘坐在这里听你们的诽谤，主席先生。’就这么糟。我的律师低声告诉我到这里吧，就这么结束我的作证。可以离席了。

“但是，当我自座位上离开时，一位议员叫住我，我想是为了要侮辱我一下，‘你怎么能拿着纳税人的钱，却守着对可恶的共产党的诺言来教授苏联那一套?以上帝的名义，你怎么能身为自由人却去教共产党的那套独裁?为什么不退出来回归正道?我恳求你，回归到美国的生活吧！’

“不过我没上钩，我没告诉他们我所教的不过是作文和文学，与独裁无关，虽然最终看来，我说还是不说都没什么用处：当晚，《纽瓦克新闻》体育最后版的封面上，我的头像下面，大标题是‘赤色分子调查之证人停步不前’，下面一行是：‘“不听你这套鬼话，”调查委员会告诉纽瓦克教师。’

“委员会里头有一个是纽约州来的议员，布赖登·格兰特。你记得格兰特家族吧，布赖登和卡特里娜。美国人都知道格兰特家族。那么，我们林戈尔德家之于格兰特就如罗森博格。这个精于社交的恶毒的家伙，几乎毁了我们家。你知道因为什么吗?因为，有一天晚上，格兰特和妻子在艾拉和伊夫在西十一街开的一个聚会上，而艾拉那么去对付格兰特，就如他会对付随便其他什么人一样。格兰特是瓦那·冯·布劳恩的同僚之一，或者说艾拉认为是，艾拉就猛烈地攻击他。格兰特看上去就是那种没骨气的上流人士，正让艾拉厌恶之至。他妻子写那种女人嗜读的流行言情小说，格兰特那时还是《美国日报》的专栏作者。对艾拉而言，格兰特就是滥享特权的化身。他受不了格兰特。格兰特的一举一动都让他恶心，尤其是格兰特的政治观点。

“场面一度很糟，吵起来了。艾拉大喊着，大骂格兰特。艾拉从那之后一直都坚持认为自那晚起格兰特与我们结下了怨。艾拉是不惯于掩饰自己的，本色做人，无所保留，不找什么托辞。在你看来那是他吸引人的地方，而他的敌人憎恨的也正是这一点。格兰特就是他的敌人之一。整场争吵就三分钟，可是据艾拉看来，这三分钟决定了他和我的命运。他侮辱了一位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2]的后裔，一位哈佛毕业生，伦道夫·赫斯特的职员，更别提还是1938年及1942年最畅销的《艾洛伊斯和亚伯拉德》和《加利莱奥的热情》的作者的丈夫。我们完了：艾拉公然辱骂布赖登·格兰特，质疑的不只是丈夫那无可挑剔的资历，还有他妻子不容他人置疑的正确性。}

“现在，我拿不准是否一切的事情皆源出于此。当然不是因为格兰特在滥用职权上就输于其他尼克松同党。他进国会前为《美国日报》写那个专栏，社会新闻专栏，一周三次，百老汇和好莱坞方面的，也有点埃莱诺·罗斯福的事情，穿插一些绯闻。格兰特的公众事业就是这么开始的。他因此而颇为胜任在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里者一席。在社会新闻演变到像今日那么红火之前，他就已是社会新闻专栏作者了。一开始，在伟大先驱者的黄金时代他就入了行。那些人，有乔利·尼克博克、温切尔、埃德·沙利文、厄尔·威尔逊、戴蒙·鲁尼恩、鲍勃·康西丁和赫达·霍珀。这伙人里头，布赖登·格兰特是势利的一个，他不是街头搞拳击的底层人士，不属于混迹沙地，布朗·德比或斯蒂尔曼健身房的那些花言巧语的消息灵通人士，他是上层，泡在壁球俱乐部那一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