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3/9页）

坐在我对面的是阿瑟·索科洛，广播剧作家，另一位自信的靠自我教育成功的犹太孩子，他们忠实于旧时居住的地方（加上他们不识字的移民父亲），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成长为男人时粗率而易动感情的风格，这些年轻人刚自战场归来，这场战争中，他们发现了欧洲和政治，第一次通过他们不得不一道生活的战友发现了美国，没有正规指导却怀着对艺术改造力量的巨大天真信念阅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开篇的五六十页。阿瑟·索科洛在被那黑名单毁了事业之前，尽管不是像科温这样闻名的作家，但无疑也属于我最欣赏的其他广播剧作家一类：阿奇·奥博勒，著有《熄灯》，海曼·布朗，著有《内室》，保罗·莱默，著有《威克和萨德》，卡尔顿·E.莫尔斯，著有《我爱秘密》，威廉·N.罗布森，写过不少战争广播剧，我从中也为自己的剧本提取素材。阿瑟·索科洛的获奖广播剧（以及两个百老汇的剧本）以对一位粗鄙虚伪的父亲所代表的败坏的权威的强烈仇恨为特色。整个晚餐期间我一直害怕，怕索科洛这个矮壮的人，一度是底特律高中队进攻后卫的胆大的大力士，会为了我从诺曼·科温处偷来用的一切而指着我，对着席间的人指责我是个剽窃者。

晚宴过后，宴会以后的客人开始到来之前，男士被请到二楼艾拉的书房去抽雪茄，而女士则到伊夫的房间去梳洗。艾拉的书房俯瞰着后花园水银灯照亮的雕像，三个墙壁的书架上摆放着他全部与林肯有关的书籍，他从战场用三个粗呢袋带回家的政治藏书，以及此后他在第四大道上的二手书店翻阅买回来积聚的藏书。艾拉给大家分发雪茄，告诉客人尽可从装威士忌的手推车里随意自取喜欢的东西，随后，他从红木大书桌最上面的抽屉里取出我的广播剧剧本的副本——我本来猜那抽屉里放着他和奥戴的通信——开始大声朗读剧本的开首篇。他朗读不是要指责我是剽窃。反之，他开始对包括阿瑟·索科洛在内的他的朋友说，“你们知道是什么给了我对这个国家的希望?”他就向我一指，我满脸通红，胆怯地等着给人识破。“在这样一个孩子身上，比之我们亲爱祖国里那些所谓成熟的人，我寄予更多的信念。这些人走进选举间，本预备投给亨利·华莱士的，却突然看见眼前一幅巨幅杜威照片——我说的可是我自己家里的人——于是他们拉下哈里·杜鲁门的手杆，他会把这个国家带入第三次世界大战，而这就是他们的开明之选！马歇尔计划，这就是他们的选择。他们所能想到的只是越过联合国，限制苏联，摧毁苏联，同时抽取上亿美元注入他们的马歇尔计划，这些钱本可以用来提高这个国家穷人的生活水准。可是告诉我，当杜鲁门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街头投下原子弹时谁来约束他呢?你以为他们不会向无辜的俄罗斯儿童投下原子弹吗?为了保护我们美好的民主他们不会那么做吗?给我再说一个。听听这个孩子的。他还在中学，而他比每一位选举间里我们亲爱的国民都更了解这个国家的问题所在。”

没有人大笑，甚至连微笑也没有。阿瑟·索科洛背靠着书架，默默翻看他从艾拉有关林肯的藏书集里取下的一本书，其余的男士站着，抽着雪茄，小口地喝威士忌，动作间仿佛那晚他们和妻子就是前来倾听我对美国的观点的。只是过后很久，我才知道我的导言受到所有人认真的对待，这只不过表明他们对专横的主人之激动已是多么司空见惯。

“听着，”艾拉说，“就听听这个。剧本描写了小镇上的一个天主教家庭和当地的顽固势力。”于是铁林开始读我写的台词：铁林和我所构想但又一无所知的那类普通敦厚的美国基督徒融为一体，融会于他的嗓音里。

“‘我叫比尔·史密斯，’”艾拉开始读，重重坐进他的高背皮椅，把腿架在书桌上面。“‘我叫鲍勃·琼斯。我叫哈里·坎贝尔。我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这名字不惹谁厌。我是白种人，天主教徒，因此你不必为我担心。我和你处得来，不打扰你，不让你烦。甚至不恨你。我在一处不错的小镇上安静地生活。中心城。中央镇。不错瀑布。忘记这镇的名字。可以是任何地方。就叫它随处镇吧。随处镇上许多人用嘴来与歧视斗争。他们议论拆除将少数人种禁锢在社会集中营的樊篱之必要。但是太多人用抽象的方式从事斗争。他们思考并谈及公平、正派和正义，谈及美国主义、人类手足之情、宪法和独立宣言。这些都很好，但显示出他们真正没有意识到种族、宗教和国家歧视是什么和为什么。以此镇为例，随处镇，去年在这里发生的事，就在离我不远的天主教一家人发觉热诚的新教主义可以与托尔克马达同等残酷。你记得托尔克马达吧。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亲信。为西班牙国王和王后执行审讯。1492年为斐迪南和伊莎贝拉把犹太人驱逐出西班牙的人。对，你听得没错，伙伴——1492。那年有哥伦布，当然，还有“尼娜”号，“平塔”号，“圣马利亚”号——然后还有托尔克马达。总有托尔克马达。或许会一直有……这就是发生在这里的，在随处镇，在美国，星条旗下，人人生而平等的地方，而且不是在1492年……’”

艾拉翻动书页。“就这样叙述下去……这里，结局。这是结局。又是叙事者。一个十五岁的孩子有胆量写下这个，你知道吗?告诉我哪家广播网有胆量上演这出戏呢。告诉我在1949年有哪位广播赞助商会勇敢地面对伍德司令和他的委员会，面对胡佛和他野蛮残忍的冲锋队员，面对美国军团、天主战争退伍军人会、外国战争退伍军人会、美国革命之女会，以及所有我们亲爱的爱国者，倘若他们所称的该死的赤色分子来威胁他说要抵制他宝贵的产品，谁还会毫不在乎呢。告诉我有谁会因为这是正确的而有胆量去做呢。没有人！因为他们毫不重视言论自由，正如我在部队里一起的那些人一样。他们不和我说话。我跟你们说过吗?我走进餐厅，你知道吗，两百多个人，没人说声‘嗨’，没人说话，是因为我的言论和我写给《星条旗报》的那些信件。那些家伙给你的印象就是，打二次世界大战是为了让他们烦恼。与有些人可能想象的我们亲爱的小伙子正相反，他们毫无概念，不知道他们到底为什么在那里，才不在乎法西斯和希特勒——他们在乎什么呢?让他们明白黑人的社会问题吗?让他们明白资本主义竭力削弱工会的狡诈手段吗?让他们明白为什么我们轰炸法兰克福时I.G.法本工厂却毫发无伤吗?或许我自己没有受到多少教育的妨碍，但是‘我们的小伙子’狭隘的头脑却让我大大的恶心！‘所有的结果是这样的，’”他突然读起我的剧本来。“‘如果你需要一句格言式的结尾，那就是：轻信种族、宗教和国家团体那套鬼话的人是个傻瓜。他伤害了自己、家庭、他的工会、社区、他所在的州和国家。他是托尔克马达的帮凶。’作者是，”艾拉说，愤怒地一把将剧本掷在书桌上，“一位十五岁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