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禅和西方（第3/7页）

禅的影响更易感觉出来、更显得似是而非的地方，是大洋彼岸的先锋音乐。我们要特别谈一谈约翰·凯奇（John Cage），这是美国音乐界中引起争论最多的一个人物（美国音乐当然是整个当代音乐中最不可思议的音乐）。很多后韦伯派作曲家和电子音乐作曲家经常同这个音乐家争论，但他们又不能不受他的影响，不能不把这位大师当作楷模。凯奇是音乐解体的预言家，是这种方法的爱好者：新的十二音体系音乐以几乎是科学的、决心追求的传统结构的瓦解，在凯奇这里找到了一个没有任何犹豫的破坏者。他的一些协奏曲非常出名，在这些协奏曲中，两个演奏者轮流奏出一些声音，然后是长时间的默无声息，从钢琴中传出一些十分古怪的声音，这些声音是拨动琴弦、拍打旁板发出来的，最后竟然站起来，拨动长波收音机旋钮，随便找到一个电台，这样把电台播出的随便什么声音（可能正在播音乐、消息，或者就是噪声）加入到演奏中。有人问到他的音乐创作的目的时，凯奇回答时引用了老子，他还警告听众说，听众只有在完全不懂中碰撞，只有这样衡量自己的愚昧，才有可能了解道教的真谛。有人说，他的音乐不是音乐，凯奇回击说，事实上，他并不是要创作音乐；有人提出一些非常微妙的问题，他回答时说，请将问题再重复一遍，在提问者重复之后，他仍然请提问者再重复一遍，在第三次请提问者重复时，提问者才明白：“劳驾，可以再重复一遍你的问题吗？”这不是在请他重复他的问题，而是，这就是对他的问题的回答。更多的情况是，在听众表示不懂的时候，凯奇为反对他的人准备很多现成的回答，这些回答用于哪一个问题时都显得很合适。肤浅的听众喜欢把凯奇看作一个搞恶作剧的人，而且做得并不高明，但是，他反复援引东方理论还是使人们注意起他的考虑，在把他看作一个先锋派音乐家之前，应当把他看作一个最出乎预料的禅学大师，他的矛盾的结构同世界的结构完全吻合，看似偶然地回答的那些问题完全同日本大师们为使徒弟们豁然开朗而提出的问题相吻合。在音乐方面，新音乐的命运是正在完全放弃音乐的令人高兴的功能，还是按照可能性的模式走向“开放的”、但是是东方式的结构，还可以进一步探讨。[7]但是，在哲学上，凯奇是无懈可击的，他的禅学辩证法是完全正统的，他的引人注目的基石作用和作为一个静默的、无可比拟的智慧的启发者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值得探讨的是，凯奇在努力清洗旧的音乐习惯的心灵时，是在为禅的救世逻辑做出贡献，还是在为音乐做出贡献。意大利公众有机会认识了约翰·凯奇，他来参加“放弃还是增加”这一竞赛时大家才有了这一机会，这次比赛要回答关于蘑菇的问题。意大利听众面对这个古怪的美国人笑起来，他为压力咖啡壶和电动搅拌器组织了音乐会，这让主持人迈克·邦焦尔诺大感意外。意大利听众可能会得出结论说，他们面前是一个小丑，他很善于利用听众的愚蠢和媒体的讨好。然而，凯奇事实上以禅学的信徒们面对生活中的任何变故时的恬淡心情来面对这一经历，禅学大师们怀着这种心情互称为“旧米袋”，铃木贞太郎教授在别人问到他的姓名中的后一段“贞太郎”是什么意思时，他也以这样的心情回答说是“大傻瓜”，名字中的一段是一个禅学术士给他起的（实际上的意思是“极简朴”）。凯奇让邦焦尔诺和听众思考生存中的无意识，以此来开心，这很像这位禅学大师要他的弟子们去思考一些问题时的情况，他要弟子们思考公案中的问题，猜想一些没有答案的问题，从中悟到智慧的不足，达到彻悟的境界。对迈克·邦焦尔诺是否已经彻悟，凯奇有怀疑，他本来可以像回答一个老太太那样回答这个主持人。那是在他在罗马举行的一次音乐会后，一个老太太站起来对他说，他的音乐令人反感，令人厌恶，伤风败俗。他回答说：“过去中国有一个倾国倾城的漂亮女人，她使全市的所有男人着迷。一次，她掉进很深的大湖，吓坏了鱼儿。”在这种态度之外，凯奇的音乐本身表明——尽管作者本人并没有明说——同日本的能乐和株木戏剧的技术非常相似，简直就是其翻版，很长的停顿和非常准确的音乐声响交替出现。如果能够跟着凯奇剪接他的磁带，里面有很明显的噪声和电子乐器发出的声响，这是他为自己的《混合喷泉》（为男高音和磁带乐队而作）所录的东西，就会看到他如何在已经录好的不同的磁带上画上一条色彩不同的线；然后在一个表格上使这些线随意交叉，再把这些线交叉的情况画到一张纸上；最后确定那些线交叉的点，选出磁带中与偶然选择的这些点相对应的部分，再组合起来，于是就得到了按照深奥难解的逻辑组成的声响组合顺序。在道教的令人感到欣慰的组合中，每一个音等同于所有的音，声音的每一种交叉都将是非常令人高兴的，都将是很有启示性的：听者所做的仅仅是放弃自己的文化，沉浸于重新找到的音乐的无限舒适之中。

这就是凯奇所追求的；可以拒绝它，或者将它局限于追求决裂的新达达主义的范围之内；可以认为——这不是不可能的——他的佛学只不过是一种方法学的选择，这一选择使他可以认定自己的音乐努力是值得的。但是，这正是另一条主线，因为这条主线而使禅真正成了当代西方文化的组成部分。

这里提到了新达达主义，需要问的是，禅能够适合于西方的原因之一是不是在于这样一个事实——西方人的想象结构已经由于超现实的修行和无意识行为的仪式磨炼得非常灵活了。在如下这两种对话之间是不是存在很大的区别？一种是：“佛是什么？是三磅麻。”另一种是：“紫罗兰是什么？是成双的苍蝇。”从形式上看这没有区别。原因很不相同，但非常肯定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这样的世界中，这个世界愿意以有教养的、有害的满意心情接受对逻辑的破坏。

约内斯科是不是读过传统的禅学的对话？看来是没有，但我们不知道在世界和汽车商行中的如下对话之间存在什么样的结构差别：“这辆车多少钱？这取决于价格。”这里存在公案中的两难选择的循环性，回答又提出问题，如此无限循环，直至理性制止这种回复活动，承认这同世界的结构一样荒唐。这也正是贝克特的对话中的那种荒唐。区别自然也有，这就是，约内斯科是饱含讥讽，而贝克特是充满焦虑——因此同禅的机智的平心静气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但是，东方启示的新颖之处正在这里，它的成功也就是毫无疑问的事：以同样的非逻辑模式反对世界，危机文学正在习惯于这种非逻辑模式，并且指出，解决危机，寻求淡定平和就正在于这样的非逻辑模式，正在于充分运用这样的非逻辑模式。一定的解决办法就在于一定的淡定平和：我想说，不是我们寻求的那种解决办法，而是精疲力竭的人所寻求的解决办法和淡定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