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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夜里，我不愿意一个人待着。”

“你是要我跟你待在一起吗？”

“是的。一直到明天早晨。”

“就是这么一个条件吗？”

“就是这么一个条件。”

“没有别的条件了吗？”

“没有别的条件了。”

我难以置信地瞅着他。我知道，当然啦，像我们这种处境的人是会支持不住的，而孤独，有时候是会叫人难以承受。我知道这种对空虚的害怕心情，它袭击着那些世界已成为虚空的人。而我也知道，哪怕有一个完全素不相识的人来作伴，也会把一个人从自杀中挽救出来。可是在那种情况之下，人们互相帮助原是理所当然的事，本来无需给什么报酬，更别说是这样一种报酬！“你住在哪儿？”我问。

他做出一个否定的手势。“我不愿意到那儿去。这个时候还有酒吧开着吗？”

“总该会有的。”

“没有供难民就餐的地方吗？像巴黎的玫瑰咖啡馆那样的？”

我知道那家玫瑰咖啡馆。露特和我在那边睡了两个星期。只消一杯咖啡的代价，老板便让你待在那儿，你爱待多久就待多久。你把几张报纸一铺，就可以睡在地板上。我从来不睡桌子；睡地板你怎么也不会摔下来。

“我一个地方也不认识。”我答道。这不是实话，可是你总不会把一个想要把两张船票送掉的人带到那么一个地方去嘛，在那个地方经常进出的人，为了要搞到那两张船票，会把灵魂都出卖掉。

“我只知道一个地方，”那个人说，“我们不妨去试一试。说不定那儿还开着。”

他向一辆孤孤单单停在那儿的出租汽车打了个手势，一面朝我看了一眼。

“好吧。”我说。

我们坐进汽车，他给了司机一个地址。我一心想让露特知道，那天夜里我不回去了。可是，我一坐进这辆黑乎乎的、有股臭烘烘味道的出租汽车，一种非常强烈、非常惊人的希望便向我猛袭过来，弄得我的头脑差一点发晕。说不定这一切确确实实都是真的，说不定我们的生命还没到结束的时候，不可能的事情正在发生，说不定我们就要得救了。这个念头一闯进我的脑海，我就生怕这个陌路人闪出我的视野，哪怕只有一秒钟的瞬间。

我们绕着剧院模样的商业广场[8]走着，过了一会儿，来到一条条坡形的小巷和梯级的迷阵中间，里斯本的这一带我并不熟悉。和往常一样，我熟悉的主要是教堂和博物馆——倒不是由于我多么敬爱上帝或者喜爱艺术，而只是因为在教堂和博物馆里，没有人来查看你的证件。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和艺术大师面前，你仍然是一个人——而不是什么带着可疑证件的个体。

我们走下出租汽车，继续往上攀登梯级和弯曲的街道。有一股鱼腥、大蒜、暗夜的花朵、消逝的阳光和睡眠的味道。初升的月亮底下，圣若热城堡[9]在黑夜中矗立在一边，月光如同瀑布一般泻落在梯级上。我转过身子，俯视着港口。下面是那条河，河是自由和生命，河流进海洋，而海洋就是美国。

我一动不动地站住了。“我希望你不是在捉弄我。”我说。

“我没有。”那个人说。

“我指的是那两张船票。”刚才在码头上，他已经把两张船票又放回口袋里去了。

“没有，”那个人说，“我没有捉弄你。”他朝树丛里一小排房子指了一指。“那就是我讲的那个地方。这会儿它还开着。我们不会引起人家的注意。几乎所有的顾客全是外国人。他们会以为我们明天就要离开，上船之前正在庆祝我们在葡萄牙的最后一夜。”

这个地方属于夜宵餐厅一类的场所，有一小方舞池，还有一个露台，原是为旅游业兴建的。有人在弹奏吉他，后面有个姑娘在演唱一支忧郁的葡萄牙民歌。露台上有好几张桌子都给外国人占了。有一个女人穿着一身夜礼服，一个男人穿着一套雪白的无尾晚礼服。我们在露台尽头找到一张桌子。你可以从那里俯瞰里斯本，看到惨白月色下的教堂、街道、港湾、码头，还有那条方舟似的船。

“你相信人死之后还会继续活着吗？”那个带着两张船票的人问。

我抬起头来望着他。我怎么也没有料到他会问我这么一句话。“我不知道，”最后我说，“近几年来，我一直忙着为我未死之前的生存问题操心。你的问题，等我到了美国以后再考虑吧。”我又补充了一句，以便提醒他曾经答应给我的那两张船票。

“我不相信。”他说。

我宽慰地舒了一口气。什么话我都准备听，就是讨论问题我受不了。我心神太不安宁了。下面就停着那条船嘛。

那个人在那儿坐了一会儿，像是睁大了眼睛睡着了似的。随后，当那个弹奏吉他的人走到外面露台上的时候，他才醒了过来。“我叫施瓦茨，”他说，“那不是我的真名，是我护照上的名字。可是我已经用惯了。今天夜里这样叫就行啦。你在法国住过很久吗？”

“一直住到他们不让我住下去为止。”

“被拘留了？”

“那时候战争爆发了。跟其他任何人一样嘛。”

那个人点点头。“我们都一样。我曾经很快乐，”他说，又急促又轻柔，脑袋耷拉着，眼睛转了过去，“我那时十分快乐，比我曾经设想的还要快乐。”

我吃惊地转过身去。他实在不像是一个会说这种话的人。他仿佛难以捉摸而又缄默孤独。

“什么时候？”我问。“在难民营里吗？”

“不。在那以前。”

“1939年？在法国？”

“是的。战争爆发之前的那个夏天。我至今还不明白那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现在我之所以非得找个人谈谈，原因就在这儿。在此地，我什么人也不认识。可是，如果我跟什么人说了，那些事就会回到我心上。它就会在我心坎里清清楚楚地出现。而且它会长留下去。我简直非得——”他忽然停住不说了。“你理解吗？”过了一会儿，他问道。

“理解，”我说，“那倒是不难理解的，施瓦茨先生。”

“不可能理解！”他答道，突然变得狂暴起来。“她躺在那边一间屋子里，窗户紧闭着，躺在一口可怕的木头棺材里。她死了，她再也不存在了！这一点，什么人能够理解？没有一个人！你不能，我也不能，什么人都不能，任何人说他能够理解，那他就是个撒谎者！”

我没有吱声，等待着。我常常跟一个处境相似的人坐在一起。当你没有了祖国的时候，这些损失就更加难以忍受。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支持你，而他乡异国总使人觉得越发生疏。这种情况，我自己在瑞士也曾亲身经历过，那时候我接到消息，说是我的父母在一座德国集中营里被杀害后焚化了。我常常会想起焚尸炉的火焰里我母亲的一双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