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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什么办法把邮票带出来的呢？”我问，带着所有流亡者都有的那种兴趣。

“他随身携带几封陈旧的、看起来不会惹麻烦的信，把邮票藏在信封的衬里底下。海关官员只检查信纸，却不检查信封。”

“不赖。”我说。

“他还带了安格尔[13]的两张小幅人像，都是铅笔素描。他把它们放在丑陋的镀金镜框里，还说它们是他父母的肖像。他又把德加[14]的两幅画藏在那两张人像和衬垫中间。”

“不赖。”我又说。

“四月里，他突然发作了一次心脏病。他就把他的护照、剩下来的邮票和绘画都给了我。他还给了我一些人的地址，这些人他估计会买他的邮票。第二天早晨，我顺便进去看看他，可他已经躺在床上死了，那种沉寂把他改变得简直叫我认不出来。我拿走了他剩下的钱，一套衣服，还有几件内衣——这是他前一天关照我的。所有的这些东西，他宁肯留给一个患难之交，也不愿意送给房东。”

“你改动那张护照了吗？”我问。

“只改贴了相片，改填了出生年份。施瓦茨比我大二十岁。我们的教名倒是相同的。”

“是谁改的？布吕纳吗？”

“从慕尼黑来的一个人。”

“那正是布吕纳了，护照医生。他是一个艺术家。”

布吕纳改制身份证的精巧手艺是大家都知道的。他帮助过无数人，可是他自己被捕的时候却连一张证件也没有。他很迷信。他相信自己是一个高尚的人，又是一个公众的恩主，他认为只要不为自己的私利而搞他的手艺，就不会出什么事。他在慕尼黑经营一间小小的印刷所。

“他眼下在哪儿？”我问。

“他不在里斯本吗？”

我不知道，不过那倒是可能的，如果他还活着的话。

“说来也可笑，”施瓦茨二世说，“有了那护照，我却不敢使用它。再说，要习惯我那新的姓名，我又花了好几天工夫。我不断地自己反复记诵。穿过香榭丽舍大道，我嘴里在咕咕哝哝地默念我的姓名、新的地址和出生年月日。我坐在博物馆里凝望着雷诺阿[15]的画作，如果只有我一个人，我便演习一段虚构的对话。一个严厉的嗓音嚷嚷：‘施瓦茨！’于是我马上一跃而起，答：‘到！’或者我大声咆哮：‘姓名！’接着我就机械地回答：‘约瑟夫·施瓦茨，1898年6月22日出生在维也纳新城区。’我甚至在临睡的时候还要练习。我不愿意自己在被警察惊醒以后，恢复神志清醒之前，说错我的姓。我非得彻彻底底地忘掉我原来的姓名不可。没有护照和有一张伪造的护照，情况是有所不同的。伪造的护照更加危险。

“我卖掉了安格尔的那两幅画。得到的比我指望的来得少，可是我现在有了钱了，而这点钱却比我好久以来见过的都多。

“于是一天夜里，我起了一个念头，这个念头从那时起就一直萦绕在我心里。我是不是可能带着这张护照回到德国去呢？这张护照简直跟真的一模一样，在边境线上人家怎么还会怀疑呢？那我又可以跟我妻子见面了。我可以解除我对她的担忧。我可以……”

施瓦茨瞅着我。“你一定懂得那种感情。流亡者以最纯真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紧张不安。出现在胃部，在喉头，在眼睛背后的那种紧张。几年来，你一直试着要埋葬的一切，你千方百计想要忘掉的一切，你像躲瘟疫一样避开的这种种东西，却又复活过来了。对一个流亡者来说，回忆是一种致命的疾病，是他心灵上的癌症。

“我试着把它压下去。我一次又一次地去看那些和平与宁静的画，西斯莱[16]的，毕沙罗[17]的，还有雷诺阿的。我几小时几小时地待在博物馆里——可是如今这对我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那些画再也不能叫我平静下来——它们开始呐喊，挑衅，让我记起……一个还不曾被那褐色麻风病[18]蹂躏过的国家，两旁立着攀满了紫丁香的围墙的街头的夜晚，古老城市里的金黄色的晚霞，燕子在四周翻飞的绿色的钟楼——还有我的妻子。

“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没有什么特别的禀赋。我跟我的妻子一起生活了四年，就像大多数人那样生活，平静而愉快，不过没有热烈的激情。最初几个月过去以后，我们的关系变成了一种所谓幸福的婚姻关系——两个都没有什么奢望的、能够体谅对方的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的梦想属于过去，可是我们并没有怀念它们。我们都是通情达理的人。而且我们非常恩爱。

“现在，我对一切都要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了。我开始责备自己。我们的婚姻搞得这样平淡，都是我的过错。我把一切都搞糟了。我过去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我现在又打算怎么办？我爬进了一个洞里，过着呆板的生活。这种生活还能过多久？结局又将怎样？战争会爆发，德国肯定会胜利，别的国家没有一个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到那时又将出现什么情况呢？我还能爬到哪儿去，即使我还有时间和精力？我将在哪一个集中营里饿死？我将在哪一垛墙边被枪毙——如果我运气还不错的话？

“本该叫我定下心来的那张护照，却使我陷入了绝望。我在街上彷徨，一直走到我累得要死。可是我又睡不着觉，有时刚一睡着，噩梦又把我惊醒。我看见我的妻子给关在盖世太保的牢房里，我听到她在我旅馆的庭院里求救的呼声。有一天，我走进玫瑰咖啡馆，一心认为从门口对面的镜子里看到了她的脸。有一会儿工夫，她朝我转过身来——她脸色苍白，眼神凄惶——随后，她就悄悄地走开了。我看得那么清楚，我敢肯定她确实是在那儿。我奔进里面那间屋子。屋里照例坐满了客人，可是他们里头就没有一个是她。

“有那么几天，我完全给这样一个念头缠住了：她已经来到了巴黎，而且正在找我。有好几十次，我看见她沿着街角拐过弯去，我看见她坐在卢森堡花园的一条长凳上，等我赶到那边的时候，一张陌生的脸惊诧地朝我抬起来。她穿过协和广场，恰巧一股车流正涌将过来，而这一次那确实是她了——她那走路的步态，还有耸起肩膀的姿势，我甚至好像还认出她的衣服，可是当那交通警察最后拦住车流，而我可以追上她的时候，她却已经消失，被地铁的乌黑大口吞掉了。我急忙奔下台阶，只看到列车那令人失望的尾灯在黑暗中逐渐远去。

“我向一位朋友吐露心里的秘密。他叫勒泽，靠贩卖袜子过活，从前在布雷斯劳[19]当过医生。

“他劝我不要单独一个人度过那么多时间。‘给自己找个女人。’他说。那也没有用。你也知道这种由于悲愁、寂寞和恐惧而干下的风流事儿。你追求人的温暖，一个嗓音，一个肉体——等你在一间陌生而可怕的屋子里醒来，你会感觉到好像自己已经一跤摔得离开了地球似的。在你凄凉寂寞的当口，听到身边有种呼吸的声息，你会感到很快慰——可是，你的想象力随后又会活动起来，没多一会儿，除了一种你在糟蹋自己的丑恶感觉以外，还会留下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