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育儿室和大学（1812—1834） 第二章（第4/8页）

身为农奴并意识到自己的农奴地位，这是可怕的；它如何扼杀和摧残仆役的一生，压制和麻痹他们的灵魂，我见得多了。农夫，特别是付代役租的佃农，对自己缺乏人身自由感受不深，他们虽然完全处在被奴役的地位，却往往并不意识到这一点。但从早到晚坐在门厅肮脏的长板凳上，或者手托菜盘站在餐桌旁边，就没有怀疑的余地了。

当然，有的人在前室中生活，却如鱼得水。这些人，他们的灵魂从来没有苏醒过，他们爱上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已善于别具匠心地行使自己的职务。

就这方面说，我家有一个仆人是非常有趣的，那便是老听差巴凯。这家伙体格强壮，身材高大，面部的线条粗犷而威严，带有一种高深莫测的神气。他活到很大年纪，一直认为听差是一项神圣的职务。

这位令人敬畏的老头儿，终日不是训人骂人，就是喝酒，或者一边喝酒一边骂人。他执行任务时总要摆出一副自命不凡的架势，赋予它庄严神圣的性质；放下马车的踏镫时便把它弄得轧轧作响，声音很大，关车门也砰的一声，像开枪一样。一站上马车背后的脚镫，他就绷紧了脸，把身子挺得笔直。每逢车子在车辙上颠簸一下，他就用重浊的嗓音不满地吆喝车夫：“轻一些！”尽管那段坎坷不平的路面已落在五六步以外了。

除了随马车外出，他主要便是教训童仆，向他们灌输在贵族家庭当差的规矩，这是他自己主动干的。不喝醉的时候，他这么做还没什么，但一旦喝得晕头转向，他便变得像冬烘先生和暴君一样，叫人无法忍受。我有时不免袒护我的小朋友们，然而我的威望对巴凯的罗马气质不起多大作用，他给我打开客厅的门，说道：

“少爷，这不是您玩儿的地方，请您走开，要不，我把您抱走啦。”

童仆们的一言一行都在他的眼里，他决不放过辱骂的机会。除了骂，还往往举拳殴打或“刮脑壳”，那就是用大拇指和小指像弹簧般熟练地、巧妙地弹脑瓜。

最后，他把所有的童仆都赶走了事，只剩下他一人，于是他的迫害转向了他唯一的朋友马克别特，这是由他饲养的一只高大的纽芬兰狗。他爱它，为它梳毛，照料它。巴凯独自坐了两三分钟，就会走进院子，把马克别特叫到长凳旁边，与它攀谈起来：

“傻瓜，你干吗待在院子里，怪冷的，不到暖和的屋子里来？这畜生！你瞪眼睛干吗——嗯？你回答啊！”

通常接着是一记耳光。马克别特有时不免对自己的恩人张牙舞爪，于是巴凯便责骂它，既不让步也不再表示温存。

“真的，你喂它吃，可狗总是狗，龇牙咧嘴的，也不想想这是对谁……没有我，跳蚤早把你咬死了！”

这位朋友的忘恩负义使他满肚子委屈，他气愤地吸了撮鼻烟，把手指上剩下的烟末扔在马克别特的鼻子上，弄得它连连打喷嚏，拼命用爪子笨拙地抓眼皮，想扒掉落在鼻子上的烟末儿，然后怒冲冲地离开长凳去抓门。巴凯替它开了门，一边直骂它“坏蛋”，一边又给了它一脚。这时，那些童仆往往都已回来，于是他又可以拿他们“刮脑壳”了。

马克别特之前，我家还养过一头猎狗别尔塔。它病得很厉害，巴凯把它抱在自己的褥子上，护理了两三个礼拜。一天一大清早，我走进门厅，巴凯想对我说什么，但是他的声音变了，大颗的泪珠流下面颊——狗死了。这又为研究人的心理提供了一件事实。我根本不认为他憎恨那些童仆；这不过是一种严峻的性格，经过烧酒强化之后，不自觉地给卷进了门厅的诗情画意中。

除了这些奴隶制度的无知宣扬者，还有一些阴沉的殉难者的形象，一些饱经忧患的绝望者的容貌，也在我的记忆中郁郁寡欢地浮动。

参政官有一个手艺出众的厨师，这人勤勤恳恳，从不喝酒，境况也蒸蒸日上。参政官亲自设法，把他安插进御膳房学习烹饪技艺——当时有一位法国名厨师在御膳房工作。从那儿学习之后，他被安排在英吉利俱乐部，挣了一份家私，结了婚，生活过得像老爷一样。但是农奴身份的绳索使他不能安睡，也无法享受自己的财富。

一天，阿列克谢鼓足勇气，在伊维尔圣母大教堂做了祷告之后，去见参政官，要求以五千纸卢布的代价替自己赎身。参政官一向以他的厨师自豪，正如以他的画师自豪一样，因此金钱打不倒他；他对厨师说，他去世之后，厨师便可获得自由，不必付钱。

这对厨师无异是当头一棒；从此他闷闷不乐，脸色憔悴，头发也白了，并且……作为一个俄国人，他开始酗酒了；对自己的职务也马马虎虎，敷衍塞责，以致英吉利俱乐部辞退了他。后来公爵夫人特鲁别茨卡娅雇用了他，但公爵夫人视钱如命，使他受尽折磨。有一次，阿列克谢实在气不过，他一向喜欢表现口才，于是露出不可侮辱的神色，操着鼻音对她道：

“在您光辉灿烂的躯壳中隐藏着一颗多么阴暗的心灵啊！”

公爵夫人勃然大怒，撵走了厨师，并以俄国贵族夫人的身份，写信向参政官诉说。参政官本不想怎样，但作为一位彬彬有礼的绅士，只得把厨师叫来骂了一顿，命令他去向公爵夫人赔礼道歉。

厨师没有去见公爵夫人，却拐进了酒店。一年中间他任意挥霍，从准备赎身的那笔款子到最后一条围裙，都花光了。妻子尽力拦阻，与他争吵，最后只得出外当保姆，从此不知下落。以后过了好久，厨师杳无音讯，直到有一天，警察忽然把他送来了。他衣衫褴褛，形容枯槁，是在街上给找到的。他已经没有住所，只是在小酒店游荡。警察要求他的主人收留他。参政官感到痛心，也可能是良心发现，所以对他相当亲热，给了他一间屋子。阿列克谢继续酗酒，喝醉了吵吵闹闹，自以为在写诗——他确实具有一种想入非非的才能。那时我家住在瓦西里耶夫庄园，参政官对厨师束手无策，就把他送到我家，以为我父亲能开导他。然而这人已不可救药。在他身上，我看到农奴心坎中蕴积的对主人的憎恨和愤懑有多么深。他说话时咬牙切齿，这表情在一个厨子身上，可能特别可怕。他喜欢我，在我面前什么话都敢讲，常常亲热地拍拍我的肩膀，把我称作“枯树上的一根健康的树枝”。

参政官故世后，父亲立即给了他自由证；但已经太迟，实际上等于是摆脱他。从此他就不知去向。

除了他，我不能不回忆起农奴制下另一位牺牲者。参政官有一个家仆，大约三十五岁，可能是他的文牍员。我的大伯父是1813年去世的，他生前曾打算创办一所乡村医院，当时这家仆还小，就给送到一个熟识的医师那儿学习医疗技术。医师为他申请到了上医科大学听课的许可。这青年很有才华，学会了拉丁文和德文，医术也还可以。到了二十五岁，他爱上一个军官的女儿，隐瞒了身份，与她结了婚。欺骗是不能持久的，老爷死后，妻子发现自己成了农奴，大吃一惊。参政官这位新主人待他们很和气，甚至还挺喜欢年轻的托洛恰诺夫。但他们夫妇仍不断口角，她不能宽恕他骗了她，跟人私奔了。托洛恰诺夫一定非常爱她，从此变得沉默寡言，似乎得了精神病，每到夜间就出外游荡。他没有积蓄，因此用光了主人的钱。当他发现不可能偿还这笔亏空时，便于1812年12月31日服毒自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