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育儿室和大学（1812—1834） 第七章（第4/7页）

他在那封信29中又写道：“我还不能捕捉我的心灵听到的那些声音，身体的不相适应限制了想象力。但是，随它去！我是诗人，在冷漠的推理无能为力的地方，诗歌向我提示了真理。这是启示的哲学。”

我们青年时代的第一阶段就这么结束了，第二阶段的开始是监狱。但是在跨进这个阶段之前，应该先讲一下，我们与它相逢的时候，正在朝什么方向前进，有些什么思想。

波兰起义被镇压以后的那个时期，很快教育了我们。尼古拉皇位坐稳了，暴政有增无减，但是使我们痛苦的不仅是这些；我们忧心忡忡地开始看到，在欧洲，特别在法国，这个应该是发出政治信号和口令的地方，事情也并不妙。我们的理论在我们心中变得可疑了。

1826年那种幼稚的自由主义，是按照法国观念逐渐形成的，这种观念拉斐德和邦雅曼·贡斯当曾宣扬过，贝朗瑞曾歌唱过，但是现在波兰覆亡之后，它对我们失去了迷人的魅力。

正是在这时，一部分青年，其中也有瓦季姆，投身到了深刻严肃的俄国历史的研究中。

另一部分人则埋头于研究德国哲学。

我与奥加辽夫既不属于前者，也不属于后者。我们与某些思想已结下了不解之缘，不能马上丢开它们。对贝朗瑞的“宴会上的革命”30，我们的信心动摇了，但我们在寻找另一种东西，那不可能在涅斯托尔的编年史31中，也不可能在谢林32的唯心主义先验论中找到的东西。

在这动荡不定、莫衷一是、对那些使我们困惑不安的问题力求作出回答的时期，我们弄到了圣西门主义者的一些小册子，了解了他们的理论和案情。这一切震动了我们。

浅薄的和并不浅薄的人们已对昂方坦33神父和他的使徒们揶揄够了；现在到了改变态度，承认这些社会主义先驱者的时候了。

在市侩的世界中，这些热情奔放的青年庄严地、诗一般的诞生了，他们穿着不开前襟的坎肩，留着长长的胡髭，向社会宣告新的信念。旧秩序想根据拿破仑法典34，根据奥尔良教规35，对他们提起公诉，他们却以自己的名义，振振有辞地要把旧秩序传上自己的法庭进行审问。

一方面是妇女解放，号召她们参加公共劳动，让她们掌握自己的命运，取得与男子平等的地位。

另一方面，对肉体宣告无罪，平反昭雪，恢复肉体的名誉36。

那些伟大的话包含着人与人之间新关系的一整个世界，这是健康的世界，精神的世界，美的世界，符合自然道德的、因而也是道德上纯洁的世界。许多人嘲笑妇女的自由，嘲笑对肉体权利的承认，给这些话加上肮脏的、庸俗的含义；我们的修士式淫欲观念惧怕肉体，惧怕妇女。善男信女们明白，净化肉体，尊重肉体，这是对基督教的送终祈祷；生的宗教代替了死的宗教，美的宗教代替了禁欲主义的、斋戒祈祷的宗教。被钉上十字架的肉体重又复活了，它不再为自己感到羞耻。人达到了和谐的统一，终于明白，他是一个整体，不是由两种互相制约的不同金属构成的钟摆，于是与他结合在一起的敌人消失了。

这些摆脱了唯灵论桎梏的话，要在法国公众面前公开宣讲，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在法国人的观念中，唯灵论占有崇高的地位，尽管在他们的行为中它毫无地位。

旧世界曾为伏尔泰所嘲笑，为革命所打倒，但是市侩们又把它扶植起来，改头换面，奉为圭臬，供自己利用。它还没有与这种新思潮较量过。它企图根据两面三刀、口是心非的伪善原则，审问这些叛逆，反被他们揭露得体无完肤。它控告他们背弃基督教，他们却指出法官头顶的圣像在1830年革命后已被覆盖37。它控告他们为情欲辩护，他们便责问法官，他的一生难道真的那么贞洁吗？

新世界要挤进门来，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心，向它敞开着。圣西门主义成了我们信仰的基础，它的重要性始终没变。

敏于感受、真正年轻的我们，被它那强大的浪潮轻而易举地卷了进去。我们早已游过那条界线，在这条界线上，整批整批的人停步不前，垂下双手，向后倒退，或者在周围寻找浅滩，但是我们要横渡大海！

然而不是所有的人都肯跟我们一起冒险的。社会主义和现实主义38至今依然是屹立在革命与科学道路上的试金石。一群群游水者被历史的激流或思想的浪潮冲到了这些岩壁上，随即分散，形成了两个永恒的派别，它们尽管改换衣衫，却贯穿着全部历史，经历了一切变革，深入到人数众多的党派和十来个青年的小组中。一派代表逻辑，另一派代表历史，一派代表辩证法，另一派代表胚胎形成学。一派更正确，另一派更切实。

选择是根本谈不上的。约束思想比约束一切情欲困难，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谁能够用感情，用理想，用对后果的疑惧来遏止它，它是可以遏止的，但不是人人都能办到。一种思想一旦控制了一个人，那么对他说来，问题已不在于应用，不在于利害得失，他是在探求真理，坚定不移地、铁面无情地贯彻原则。过去的圣西门主义者是这样，今天的蒲鲁东39也是这样。

我们的小组团结得更紧密了。早在1833年，自由主义者已对我们皱眉头，仿佛我们走入了歧途。就在我入狱的前夕，圣西门主义使我与尼·阿·波列沃伊之间出现了鸿沟。波列沃伊是非常聪明的人，精力充沛，任何食物他都很容易消化；他天生是个杂志编辑，新成绩和新发现、政治斗争和学术斗争的编年史家。我是在快毕业时认识他的，后来不时走访他或他的弟弟克谢诺丰特40。那正是他声望最高的时候， 《莫斯科电讯》查禁前不久。

这个人是靠今天的发现，昨天的问题，理论上的最新消息，社会上的最新动态生活的，他像变色龙一样千变万化，头脑灵活，可是他偏偏不能理解圣西门主义。对于我们，圣西门主义是一片新大陆，对于他，却是精神错乱，空洞的乌托邦，有碍于国民的发展。不论我怎样呼号，阐说，证实，波列沃伊还是充耳不闻，极为不满。他特别伤心的是，一个大学生居然与他分庭抗礼，寸步不让；他非常重视他对青年人的影响，可是在这场辩论中，他看到青年人已在离开他了。

有一次，他的荒谬反驳惹恼了我，我向他指出，他现在已经成了他所终生反对的那种落后的保守主义者。波列沃伊听了大不服气，摇摇头对我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