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监狱与流放（1834—1838） 第八章（第2/3页）

“你去不去找公爵？”

“算了，这顶什么用？我作为一个朋友，劝您别再提奥加辽夫的事，尽可能安分守己一些，要不，非出事不可。您不懂得，这有多危险，我是真心劝您：莫管闲事。您要管也管不了，您救不了奥加辽夫，自己反而会遭殃。专制制度就是这么回事，什么权利，保障，统统都是废话；律师和法官干得了什么？”

今天我没有兴致听他高谈阔论，拿起帽子走了。

回到家中，我发现大家慌作一团。父亲为奥加辽夫的被捕正生我的气；参政官也来了，在检查我的书，把他认为危险的挑出来，神色很不满。

在桌上，我看到米·费·奥尔洛夫的一张请帖，是邀我去赴宴的。我想，他会不会有办法？我虽然已经有了教训，但不管怎样，试试不是坏事，问问并不吃亏。

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奥尔洛夫是著名的幸福社6的创始人之一，如果说他没去西伯利亚，那么这不是他的过错，而是他的哥哥利用了尼古拉对他的特殊宠幸，何况这位哥哥7是第一个在12月14日率领自己的近卫骑兵去保卫冬宫的。奥尔洛夫被遣送回乡，过了几年才获准重返莫斯科居住。他在乡下过了一段孤独的生活，埋头研究政治经济学和化学。我第一次见到他，他就向我介绍新的化学名称表。一切精力充沛的人，凡是较后开始研究某门科学的，总想显显身手，按照自己的意愿把房间重新布置一下。他的名称表比公认的法国名称表复杂。我想提醒他这一点，便装得十分钦佩似的，开始向他证明，他的名称表好是好，但是从前的更好。

奥尔洛夫不服气，但后来同意了。

我的奉承收了效，打那时起我们一直保持着亲密关系。他看我是新生力量，我看他是与我们志同道合的沙场老将，我们的前辈英雄们的一位朋友，生活中的一种崇高现象。

可怜的奥尔洛夫像笼中的狮子。他在铁槛上到处猛撞，到处找不到出路，找不到事干，对工作的渴望折磨着他。

法国没落之后，我常常遇到这一类人，这些人热衷于政治活动而无用武之地，又不甘心困居书斋，或者安享天伦之乐。他们受不了孤单寂寞，孤独引起他们的忧郁症，他们变得喜怒无常，与最后几个朋友争吵不休，认为所有的人都在阴谋陷害他们，因此自己也搞阴谋，耍手段，要揭穿这些事实上并不存在的陷阱。

他们像需要空气一样，需要舞台和观众。在舞台上他们不愧英雄本色，能吃大苦耐大劳。他们不能缺少热闹的生活，雷电，炮火；他们需要大声疾呼，也欢迎敌人的反驳；他们寻找机会挑起斗争，激发危险——没有这些强身剂，他们就要发愁，萎缩，垂头丧气，闷闷不乐，盲目行事，造成错误。赖德律-洛兰8就是这样；顺便说一句，这个人的脸也叫我想起奥尔洛夫，特别是在他蓄了口髭以后。

他长得一表人才，体格魁梧，仪态高雅，相貌威武漂亮，颅骨高高突出，这一切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使他的外形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他的半身像可以与阿·彼·叶尔莫洛夫9的半身像并列而无愧。那紧蹙双眉的四方额角，满头的苍苍白发，犀利明亮的眼睛，赋予这些终生戎马倥偬的老将一种美，正是这种美使玛丽亚·科丘别伊爱上了马泽帕10。

奥尔洛夫百无聊赖，不知道做什么好。他筹划开办一家水晶玻璃厂，制造中世纪的绘图玻璃，可是成本比售价更高。他又想著书立说，写一本《论信贷》的书，可是不成，心定不下来，其他出路又没有。这头狮子注定了只能在阿尔巴特街和巴斯曼街之间无所事事地游荡，甚至不能无所顾忌地讲话。

看到奥尔洛夫拼命想当学者，理论家，我觉得非常难过。他头脑清楚，才气焕发，但他所有的绝对不是思辨的才能，以致他老是颠三倒四，想对各种早已解决的问题搞别出心裁的新体系，化学名称表即是一例。一切抽象事物，他决不在行，可他偏不服气，顽强地要与形而上学打交道。

他冒冒失失，讲话不知检点，以致经常犯错误；他又为人豪爽，心直口快，有什么说什么，但突然想起自己的地位，只得中途改变态度。这种策略性的大转弯对他而言，比玄学和名称表更不好应付；有时他落进了一根套索，为了摆脱困境，又落进了第二根、第三根套索。他为此挨骂；人们这么肤浅，粗心大意，往往只是听其言，不肯观其行，把个别失误看得比整个性格更重要。我们不应该从叱咤风云的雷古卢斯11的角度责备这个人，应该责备的是可悲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一切光明正大的感情只能关在心里，或者当私货一样偷偷运送；大声讲一句话，便得整天担心，怕警察光顾……

酒席是丰盛的。我正好坐在拉耶夫斯基将军12旁边，他是奥尔洛夫的内弟。拉耶夫斯基在12月14日后也失宠了，他是著名的尼·尼·拉耶夫斯基的儿子，十四岁就与哥哥一起，随着父亲参加了博罗季诺战役；后来他因负伤死在高加索。我向他讲了奥加辽夫的事，问他，奥尔洛夫能不能、肯不肯帮助我们？

拉耶夫斯基脸上出现了一层乌云，但这不是我早晨看到的那种哭哭啼啼的活命思想的表现，而是痛苦的回忆与厌恶交织在一起的产物。

“这不是什么肯不肯的问题，”他回答，“只是我怀疑，奥尔洛夫帮得了多少忙；饭后你到书房去，我带他过来。”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说，“看来现在轮到你们啦；谁也逃不过这个旋涡。”

奥尔洛夫向我问了详情，便写信给戈利岑公爵，说有要事面谈。

“公爵是正派人，”他对我说，“如果他无能为力，至少会把真相告诉我。”

翌日，我去听回音。戈利岑公爵说，奥加辽夫被捕是皇上下的命令，并已任命了审讯委员会，具体的缘由是6月24日的一次宴会，在这次宴会上唱了煽动性的歌。我听了莫名其妙。这一天是我父亲的命名日，我整天在家，奥加辽夫也与我在一起。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告别了奥尔洛夫。他也很难过，我伸手与他握别时，他站起来抱住我，紧紧按在他宽阔的胸膛上亲吻。

仿佛他已感到我们要长期分别了。

从那以后，我只见过他一次，这是整整六年之后了。他已垂危，病容满面，若有所思，脸上出现了一种新的桀骜不驯的表情，这一切使我不寒而栗。他忧心忡忡，预感到自己即将灭亡，而时局动荡不定，看不到出路。过了两个月他死了；他的血管硬化了。

……卢塞恩有一座惊人的雕塑品，是托瓦尔森13利用天然岩壁凿成的。一头垂死的狮子躺在洼地上；它受了致命伤，血从伤口流出，伤口还留着一截断箭；它把威武的头靠在爪上，呻吟着，目光流露出难以忍受的痛苦；周围一片空旷，下面是一个水池。这一切都被山、树和绿叶遮蔽着，行人经过，不会想到这儿有一头万兽之王正在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