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监狱与流放（1834—1838） 第十三章

流放——市长——伏尔加河——彼尔姆

4月10日清晨，宪兵队的军官把我带到总督衙门。在那里办公厅的一间秘密小屋中，我可以与家属告别。

不言而喻，这一切是不好受的，痛苦的：密探虎视眈眈，办事员穿梭不断，负责押送我的宪兵按照向他宣读的指示行事，谈话必须在监视下进行；总之，比这更令人感到屈辱和悲痛的场合，是很难想象的。

最后，马车终于沿着弗拉基米尔大道出发了，我叹了口气。

从我这里走进苦恼之城，

从我这里走进罪恶之渊……1

在驿站的一个地方，我题了这两行诗，它适用于地狱的大门，也同样适用于通向西伯利亚的大道。

离莫斯科七俄里有一家饭馆，名叫“彼洛夫”。我的一位好友约我在那儿见面。我向宪兵提议在这里喝几盅酒，他同意了；这儿离城已很远。我们走进饭店，但我的朋友不在。我用尽办法拖延时间，但宪兵等得不耐烦了，赶车的也急着出发，突然一辆三套马车向饭馆直驶而来，我奔到门口……两个不相识的商人子弟出外游乐，正嘻嘻哈哈跳下车子。我向远处眺望——通向莫斯科的大道上没有一个人影，没有一辆车子……我只得痛苦地坐上车走了，给了车夫二十个戈比。车子像离弦的箭，飞驰而去。

我们一路都不停留；宪兵奉命一昼夜至少走两百俄里。这本来是可以办到的，但不是在四月初。现在路上不是冰雪，就是污泥和积水。而且随着与西伯利亚的接近，路也一站比一站坏了。

第一件旅途趣闻发生在波克罗夫城。

河上的冰正在融化，切断了两岸的联系，我们为此耽误了几个钟头。宪兵很焦急，可是到了波克罗夫驿站，站长却声称没有马。宪兵拿出驿马使用证，上面写着：如无驿马，可使用紧急官马。站长回说，内务副大臣立即驾到，这些马要留给他使用。宪兵当然与他争吵，站长只得上居民中找马，宪兵跟他去了。

驿站的屋子太脏，我不愿在那里等他们，便走出大门，在屋前溜达。九个月的监禁之后，我这是第一次没有士兵监视在屋外散步。

过了半个小时，突然从对面走来一个人，穿着制服大衣，没有肩章，脖子上挂一条蓝勋章带。他一眼不眨，盯着我瞧，走过我身边后，又马上回过头来，用粗鲁的态度问我：

“您是由宪兵送往彼尔姆的？”

“对。”我回答，没有站住。

“不行，不行，他怎么敢……”

“请问阁下是谁？”

“我是本地的市长。”陌生人回答，那口气表示，他对自己高贵的社会地位颇为得意。“太糟了，我正在恭候副大臣，他随时可能驾到，可是政治犯却在大街上溜达。这个宪兵是头蠢驴！”

“对不起，您有话请跟宪兵本人谈。”

“我不是要跟他谈话——我要逮捕他，下令打他一百棍子，另派警察送您走。”

我不等他讲完，便点一点头，三步并作两步跑回了驿站。后来我听见他在窗外跟宪兵发脾气，吓唬他。宪兵赔不是，但听来他并不怎么害怕。过了三四分钟，两人进屋了，我坐在那儿，脸朝着窗，没理睬他们。

从市长向宪兵提的问题中，我立即发现，他急于打听我是因什么案件，判什么罪，怎样流放的。我坚决不开口。市长只得自言自语，不知是在向我还是向宪兵说话：

“谁也不会设身处地替我们想一想。难道我乐意跟一个兵吵嘴，或者刁难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不成？这是责任！市长就是一市之长。不论什么事都得他负责；金库失窃，我有责任，教堂失火，我有责任，街上酒鬼多了，我有责任，酒喝少了，我也有责任（最后这句话他很满意，因此口气变得愉快了）；你们幸亏遇到我，要是给大臣撞见，他正好也这么走过，那就得问了：‘怎么，政治犯在这儿散步？把市长抓起来……’”

他这么滔滔不绝，终于叫我忍不住了，我回头对他说：

“您的职务要您怎么干，您就怎么干得了，但是请您别向我大发议论。您的话我看无非是要我向您求情。我从来不向陌生人求情。”

市长有些不好意思了。

A.A.常说：“我们这儿总是这样，谁头一个发脾气，开始叫嚷，谁就占上风。跟当官的谈话时，如果您让他提高嗓门，您就输了；他听到自己的喊声会变成一头野兽。如果听到第一句粗暴的话，您就压过去，他一定会害怕，退让，相信您个性坚强，不宜惹您生气。”

市长打发宪兵去打听马，回头对我道歉似的说道：

“我这么做主要是为那个兵，您不了解我们的兵是什么货色——一点也放纵不得，但是请您相信，我是能够识别人的……请问，是什么不幸事件……”

“案件结束时，我们已奉命不准议论此事。”

“既然这样……当然……我不该……”他的目光中出现了好奇心得不到满足的痛苦神色。沉默了一会儿以后，他又道：“我有个远亲，在彼得保罗要塞关过一年，他也是受了牵连——对不起，我总是不放心，您好像还在生我的气吧？我是个军人，养成了严格的脾气；从十七岁起我就进了部队，我的性子急躁，但过一会儿便没事。我不会跟您的宪兵为难，也犯不着……”

宪兵进来报告，至少要过一小时，马才能从牧场赶到。

市长向他宣称，他因我的请求宽恕了他，然后又转身向我道：

“为了证明您不再生我的气，请您务必接受我的邀请，到我家中吃顿便饭；寒舍便在附近，离这儿只有两幢房子。”

我们的邂逅如此收场确实滑稽；我到市长府上，叨光吃了他的干咸鱼脊肉和鱼子酱，喝了他的伏特加和马德拉酒。

喝酒时，他大献殷勤，把他的家庭琐事，甚至老婆生了七年病等等，都告诉了我。吃过饭，他露出扬扬得意的自豪表情，从桌上的花瓶内抽出一封信，让我读他儿子的“诗”，这是在武备中学考试时当众朗诵过的。他对我表示这种无疑的信任，我很感激，但他乘机把话题一转，又旁敲侧击，向我探听我的案情了。这次我满足了他一部分好奇心。

这位市长使我想起我们的谢普金2讲的一位县法院秘书：这个县换了九个县长3，秘书却巍然不动，照旧统治着全县。谢普金问他：“您与上司都这么融洽，有什么诀窍吗？”他说：“没什么诀窍，只是靠上帝照顾，好歹还能对付罢了。有的开头确实脾气不小，动不动拍桌子跺脚，大叫大骂，一会儿说要撤你的职，一会儿说要向省里报告。不过，我想，咱们的责任是服从，你别作声也就完了，日子一长，他的火气自然烟消云散！新官上任三把火嘛。果然，后来他就变得乖乖的，跟谁都客客气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