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监狱与流放（1834—1838） 第十四章（第4/6页）

有的同事还会“顺路”拐进我的屋里闲坐，聊天，直到规定的时间才去上班……

然而过了几个月，我在办公厅里的处境改善了一些。

时间长而力量均衡的迫害，不符合俄国人的性格，除非其中杂有个人因素或金钱利益。这完全不是因为政府不想把人置之死地，而是由于俄国人一向虎头蛇尾，敷衍了事。俄国当政诸公大抵粗野，无耻，暴虐，稍一不慎就会遭到他们的毒手，然而这种打击往往半途而废，持之以恒不合他们的脾胃，他们缺乏耐心，也许因为这么做，他们并无私利可图。

起先是心血来潮，一方面为了表示忠心，另一方面为了表示手握生杀大权，乱干蛮干，干了一会儿便逐渐松手，不加理会了。

办公厅里也是这样。那时内务部忽然发了统计狂，命令各地成立统计委员会，颁布了提纲，这份提纲恐怕在比利时和瑞士也是无法兑现的。提纲附有各种别出心裁的表格，要统计最高数，最低数，平均数，还有从十年的复杂情况得出的各项结论（而它们根据的资料至少是一年以前收集的！），以及道德评价、气象记录等等。对委员会和资料编辑工作，上面没有拨一文钱。做这一切应该是出于对统计的爱好，通过各县警察局进行，然后送交省政府办公厅整理汇总。但办公厅本来已经公事堆积如山，地方警察局又一向讨厌和平的理论工作，因此都把统计委员会看作无用的奢侈品，看作内务部在寻开心。然而又不能不提出工作报告，呈交表格和结论。

这件事成了整个办公厅的大难题，看来简直无法完成；但是谁都不敢表示异议，免得自讨没趣，受到申斥。我答应阿列尼岑编写绪论和开头部分，制定表格式样，保证栏目清楚醒目，有外文字，还有引文和令人信服的结论，但是有一个条件：他得准许我在家中，而不是在办公厅干这项繁重的工作。阿列尼岑请示秋法耶夫后，答应了我的条件。

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的开端部分，由于目前没什么好谈，我谈了要求和计划。阿列尼岑看后，向我连声道谢。秋法耶夫本人也认为章法高明。统计工作就这么草草收场，不了了之，但是委员会却交给我负责了。从此我摆脱了抄写公文的劳役，我那位今日有酒今日醉的科长几乎变成了我的属员。阿列尼岑只是考虑到规章制度，才要求我每天上办公厅坐一两个钟头。

为了说明认真的统计根本不可能，我不妨从县辖市卡依送来的表格中摘录几点。那里除了各种废话以外，是这么填写的：“溺毙者——二人；溺毙原因不明者——二人”，而在总数栏中写的是“四人”。在重大事故栏中记了下面这一则悲惨事件：“某某，市民，因食用烈性饮料精神失常，自缢身亡。”在居民的道德面貌一栏中写道：“卡依市内并无犹太人”。对于有没有拨款修建教堂、市场、养老院的问题，回答是这样的：“为修建市场拨款——没有”……

统计从办公厅的劳役中拯救了我，却在我与秋法耶夫的私人关系上引起了不幸后果。

有一个时期，我很讨厌这人，然而这早已过去，何况这人已经去世；他是1845年前后死在自己的喀山庄园的。现在我对他并无仇恨，在我的记忆中，他只是森林中的一头野兽，我们应该加以研究的一种特殊动物，但大可不必因为他是野兽而对他生气。当初我不得不与他斗争，这是每一个正直的人所不可避免的。机会帮助了我，要不他会害得我走投无路；但是为了他没有干成的坏事而耿耿于怀，是可笑的，也是不值得的。

秋法耶夫是单身，他的太太与他离婚了。但是在省长公馆的后院，他故意半公开地养着一个姘妇，这是他的厨师的老婆，厨师只因为是她的丈夫，给遣送到了乡下。她并不在公开场合露面，但是大小官员，特别是忠于省长，即怕他陷害的官员，都成了“红极一时”的厨子老婆小朝廷上的臣子。他们的太太小姐们虽不声张，却经常在夜间偷偷拜访她。这位姘妇继承了她一位飞黄腾达的前辈——波将金的衣钵，掌握了一种手腕：她了解老头儿的性子，担心失宠，因此主动为他物色并不危险的对手。老头儿感激涕零，用依依不舍来报答这种俯就的爱，两人因而相处得融洽无间。

秋法耶夫整个上午都在省政府办公，诗的生活开始于三点钟。晚餐对他不是一件小事。他讲究口腹之欲，而且要有人一起进膳。他的厨房总是准备十二个人的饮食；如果客人不到一半，他会闷闷不乐；如果只有两人，他会感到不幸；如果一个也没有，他就近乎绝望，只得到杜尔西内娅19屋里与她对酌。找一些客人，把他们的肚子填饱，这不是难事，但他的官场身份和下级对他的畏惧，使他们不能无拘无束地享受他的款待，也不允许他把自己的家变成饭馆。他的座上客只能限于高级文官，机关首长之类，而这些人半数与他争吵过，不能获得他的好感；此外就只是稀有的过路旅客，富商巨贾，包税人，以及具备某种“资格”的怪物，也就是路易-菲力普曾企图引进大选中的那类角色。20理所当然，我是维亚特卡的第一号怪物。

因“思想问题”被放逐到边远城市居住的人，大家有些怕，但从来不把他们看作一般的凡人。外省对“危险分子”发生兴趣，正如妇女对著名的洛弗莱斯21，男人对交际花感到兴趣一样，彼得堡的官僚和莫斯科的阔佬，见了他们赶紧回避，外省居民，尤其是西伯利亚人却不是这样。

因12月14日事件被流放的人享有极高声誉。官员们每到新年，首先登门拜访尤什涅夫斯基22的遗孀。枢密官托尔斯泰23视察西伯利亚时，从流放的十二月党人那里搜集材料，用这些材料检察官员们呈送的报告。

米尼赫24坐在佩雷姆的塔楼里，指挥托博尔斯克的省政。凡有重大事务，省长们都得登门向他求教。

老百姓对流放者更少敌意，他们大多站在受害者一边。到了西伯利亚边境，“流放犯”一词消失了，换了“不幸者”的名称。在俄国人民眼中，法庭的判决无损于一个人的声誉。从彼尔姆省到托博尔斯克，一路上都有农民把克瓦斯、牛奶、面包放在小窗口，万一“不幸者”从西伯利亚秘密逃亡，随时可以取食。

谈到流放者，顺便说一下，过了尼日尼，就会遇到流放的波兰人，过了喀山，他们的人数便迅速增加。在彼尔姆有四十来个，在维亚特卡不少于此数。此外，每一县城都有几个。

他们的生活完全与俄国人隔绝，与居民不发生任何瓜葛；但他们自己彼此极为融洽，贫富之间经常互通有无，亲如手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