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监狱与流放（1834—1838） 第十七章（第2/3页）

晚上，贵族俱乐部举行舞会。乐师是特地从一家工厂召集的，他们到达时已喝得酩酊大醉。原来舞会前省长已下令把他们扣押在警察局关了一昼夜，然后从那里直接押送到俱乐部的大厅，直到舞会结束，不准放走一人。

舞会枯燥乏味，极不舒适，过于平淡，也过于花哨，反正越不出小城市的重大庆祝活动的窠臼。警察忙忙碌碌，官员穿了制服，靠墙肃立。太太们挤在皇太子周围，像野人包围着旅行者……顺便谈谈夫人们。有个城市在展览会后举行茶点招待会，但皇太子什么也没吃，只吃了一只桃子，把桃核丢在窗台上。突然从官员中走出一个灌饱了酒的大个子，这是地方缙绅陪审员，有名的捣蛋鬼，他迈着匀整的步子走到窗口，捡起桃核，放进了口袋。

舞会或者茶会后，陪审员走到一位显赫的夫人面前，把皇太子吃过的桃核赠送给她，夫人受宠若惊。接着他又找另一位夫人，然后是第三位——大家都如获至宝。

原来陪审员买了五只桃子，把桃核剥出，奉敬了六位夫人。谁拿到的是真的？大家以为自己的是真的……

皇太子走后，秋法耶夫心事重重，准备离开他的“独立王国”，到参政院去享清福了——谁知事情更坏。

过了三个礼拜，彼得堡的邮车带来了一封公函，是致“省政主管人”的。办公厅中慌成一团，省府收发官赶快报告，收到了“圣旨”，主任立即上报秋法耶夫，秋法耶夫托病没有上班。

过了一小时，我们知道他被免职了——简简单单，没有多余的话。

省长下台，皆大欢喜，他的统治散发着腐败肮脏的官僚臭气，使人感到窒息。尽管这样，看到官员们手舞足蹈，幸灾乐祸，我还是不免作呕。

是的，不只一头蠢驴用蹄子踢这只受伤的野猪。人心的卑鄙在这里暴露无遗，正如拿破仑垮台时一样，虽然两者的规模不同。最近这个时期，我与他公开不和，他不走，我非被他放逐到边远城镇卡伊不可。我与他本来格格不入，我对他的态度是一贯的，无可非议。但是其他人，他们昨天看到他的马车还脱帽致敬，还看他的眼色行事，还奉承他的狮子狗，还向他的听差敬烟，现在遇到他却连招呼也不打了，还大声指摘他的弊端，仿佛这一切不是他们与他一起干的。不过这一切都是古已有之，在所有的时代和所有的地方都曾反复搬演，以致我们不妨认为，这是人类普遍存在的劣根性，不值得大惊小怪。

新省长6到了，这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种人。他高大，肥胖，肌肉有些松弛和苍白，年纪近五十岁，脸上带着偷快的笑容，举止文雅。他讲话完全符合语法规则，句子冗长周密，详尽无遗，以致有时反而把最简单的事物弄模糊了。他是皇村学校学生，普希金的同学，曾在近卫军任职，经常买新出的法文书，喜欢谈论国家大事，到任的第二天就送了我一本托克维尔7的《论美国的民主》。

变化很大。房间照旧，家具照旧，但是在带有通古斯人外表和西伯利亚习惯的鞑靼长官的位置上坐上了一个书生，有些迂腐，但不失为正人君子。新省长是聪明的，然而他的智慧能发光，却不能放热，像明朗的冬天使人愉快，却不能使果木生长。何况他是一个死板的形式主义者，不过又与官场的文牍主义者不同，这该称作什么呢？……这种形式主义比其他各种好一些，但同样叫人讨厌。

由于新省长是真有妻室的，省长官邸失去了自己超独身主义和杂交主义的性质。理所当然，这使一切局长都回到了局长太太身边；秃顶老头子们也不再吹嘘他们的“情场艳事”，相反，谈起自己满脸皱纹、枯槁干瘪的，或者长满肥肉、胖得无法放血的夫人们，都变得温情脉脉了。

到维亚特卡的前几年，科尔尼洛夫刚离开谢苗诺夫团或伊斯梅洛夫团8，到某省担任文职省长9；上任时，他对官场还一窍不通。起先，他像一切生手一样事必躬亲。一天，突然从另一省送来一件公文，他读了两遍，三遍，还是不得要领。

他把秘书叫来，给他看。秘书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

“如果我把这公文交到办公厅，您怎么处理呢？”科尔尼洛夫问他。

“我交给第三科办理，这是第三科管的。”

“那么第三科科长懂得该怎么办？”

“大人，他怎么会不懂得，他担任科长都快七年啦。”

“您叫他来见我。”

科长来了。科尔尼洛夫把公文给他，问他该怎么办。科长很快看了一遍，回答说应该向税务局发函查询，向县长发个命令。

“命令什么呢？”

科长有些为难，最后承认这不容易说清楚，但写起来很容易。

“这儿有椅子，请您坐下写吧。”

科长拿起笔，不假思索，一挥而就，写满了两张纸。

省长拿起公文，看了两三遍，还是什么也不明白。

“但我看到，这确实是对那封公文的答复。”他笑笑说，于是道了谢，签了字。这件事以后再没人提起，可见已经解决了。

关于我调往弗拉基米尔的通知，是圣诞节前收到的。我马上收拾行李动身了。

维亚特卡人与我热情地告别。在这偏远城市的商人中，我找到了两三个真诚的朋友。

大家争先恐后向一个放逐者表示关怀和友谊。几辆雪橇伴送我到达第一个驿站，不论我怎么辞谢，我的车上还是堆满了各种食物和酒。第二天我到了亚兰斯克。

过了亚兰斯克，一路上都是漫无尽头的松林。夜间月光皎洁，非常寒冷，小雪橇在树林中狭窄的道路上飞驰。这样的树林我以后再没见到过，它们就这么接连不断，一直伸展到阿尔汉格尔斯克，有时鹿会从树林闯进维亚特卡省境。树林中大多是建筑木材。松树直挺挺的，雪橇驶过，仿佛路旁站着一个个高大的哨兵；树顶飘满了雪，黑黑的松针硬毛似的从雪下伸出。你躺在雪橇上，一觉醒来，仍只见一根根松木迅速地向后奔驰，偶尔从树枝上落下一些雪片。换马是在小小的林间空地上，房屋隐没在树木后面，马缚在柱子上，铃声叮叮当当，两三个车累米西小孩穿着绣花衬衫，睡眼惺松地跑出屋子，驿站的沃恰克车夫用干哑的中音与伙伴们吵嘴，大喊：“赶快，赶快”，一边忽高忽低地哼着曲子……然后又是松林，雪—雪，松林……

快出维亚特卡省境时，我不得不再一次与官僚世界告别，它向我作了淋漓尽致的表演。

我们停在站上，驿站的马夫正要卸马，一个大汉来到雪橇旁边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