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二十五章（第2/12页）

奥加辽夫回自己的庄园，她前往彼得堡，为他办理重返莫斯科的事。

过了一个月，她再度路过弗拉基米尔——这时是一个人。彼得堡和两三家贵族客厅迷惑了她的头脑。她爱好华丽的外表，向往富贵的生活。“她能与这人和谐相处吗？”我想。这么背道而驰的情趣，可能产生许多不幸。但财富、彼得堡和沙龙，对她都是新鲜的；也许这只是一时的诱惑——她生得聪明，又爱奥加辽夫，因此我仍抱有希望。

在莫斯科，人们担心她的转变不那么容易。与文学艺术界人士的交往，相当迎合她的虚荣心，但这还不是她的主流。在贵族的沙龙中，给文人学士们留一角席位，她会同意，但同时却尽力把奥加辽夫拉向空虚的世界，那个使他感到窒息的世界。一些亲密的朋友开始觉察这一点，凯切尔早已皱起眉头，现在严峻地发出了警告。性情急躁、自尊心极强的她，不习惯约束自己，侮辱了与她同样容易激动的人的自尊心。她桀骜不驯，态度生硬，对人冷嘲热讽，而且声音怪腔怪调，初次见面就引起过我的不快，现在这一切招来了强烈的反击。她与凯切尔争吵了两个月（凯切尔虽然在道理上是对的，方式方法却总不对头），又引起了几个人的反对，这几个人可能因物质地位不同，因而过分吹毛求疵；最后，她把矛头指向了我。

她怕我，但希望跟我较量，以便最后判明，友谊和爱情究竟何者居上，仿佛它们是势不两立的。这不仅是企图通过任性的争论达到自己的目的，这里还包含一种意识，认为我是实现她的愿望的最大障碍，同时也涉及争风吃醋的嫉妒心理和女性的权力欲。她和凯切尔争执到落眼泪，像凶恶的孩子骂街一样，每天吵架，但并没有达到你死我活的程度；对我，她却一见就脸色发白，恨得发抖。她指责我自私自利，僭望独占奥加辽夫的友谊，破坏她的幸福，指责我骄傲自大，不把她放在眼里。我觉得这不公正，因而也变得残忍无情。五年之后，她自己向我承认，她一度曾想害死我，这就可见她恨我之深。她与纳塔利娅6断绝了往来，因为她爱我，得到大家的好感。

奥加辽夫是痛苦的。无论是她，无论是我，无论其他人，都不能谅解他。我们选择了他的胸膛（这是他自己在一封信中讲的）作“战场”，并不考虑，无论哪一边战胜，他都同样痛心。他恳求我们和解，竭力缓和矛盾，我们和解了；但只要一句话，受辱的自尊心就会野性大发，触痛的委屈感就会爆发成一场鏖战。奥加辽夫惊恐万状，眼看他所珍惜的一切在坍毁，他所心爱的女人并不以他的神龛为神龛，她与他是两种人，但他又不能不爱她。我们志同道合，然而他悲戚地看到，命运递给他的苦水，我们不能为他分担一滴。大自然的威力把他与她联系在一起，他无法粗暴地割断这联系，也不能扼杀使我们结合的强烈共鸣。不论怎样，他的血反正将因此流尽，他感到了这一点，力图保留她，也保留我们，神经质地拉住她的手和我们的手，可是我们却拼命要朝相反的方向奔跑，像刽子手一样肢解他的身体！

人是残酷的，只有历尽坎坷才能变得温驯；孩子残酷，因为他年幼无知；青年残酷，因为他以纯洁自豪；神父残酷，因为他以圣徒自居；学究残酷，因为他自负是饱学之士——我们全都铁面无情，每当自恃有理的时候，更是寸步不让。人心融解和变软，通常是在遍体鳞伤之后，在翅膀灼伤之后，在意识到自己的没落之后，在令人毛骨悚然的发现之后——当他独自一人，没有旁观者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是多么软弱而渺小。心变得温厚了，于是他一边揩干惊惧和羞愧的汗珠，怕人看见，一边为自己寻找辩解的理由，但找到的却是别人的理由。从这时起，法官和刽子手的角色才使他感到厌恶。

那时我还离此甚远！

敌对状态时起时伏地继续着。满腹怨恨的女人在我们不知宽容的追击下越走越远，终于陷入这种纠纷中不能自拔，她挣扎，倒下，可是没有改变。感到自己无力取胜，她为烦恼和委屈所苦，为没有爱情而嫉妒。她那些混乱的思想，毫无系统地取自乔治·桑的小说，取自我们的谈话，从来没有使她对任何问题获得鲜明的概念，却把她从一种谬误引向另一种，引向她错认为独立自主精神的乖戾行径，引向所谓女性的解放，根据它，她从现存的和公认的事物中，随心所欲地否定她所不满的一切，又固执地保留其他的一切。

决裂成为不可避免了，但奥加辽夫仍对她恋恋不舍，拖了很久，想挽救她，对她寄托着希望。当她身上有时冒出一股柔情，或者一缕诗的气息时，他便准备永远忘记以往的一切，开始和谐、静谧及爱的新生活；但她无法克制自己，再度丧失平衡，而每次的反复只是使她愈陷愈深。他们之间的纽带一丝一丝地痛苦地坼裂，终于无声地磨破了最后一条线——他们决裂了。

在这一切中，有一个问题令人难以理解。奥加辽夫对周围一切人产生的强烈影响，激发了共鸣，足以把外人引向崇高的境界，引向共同的事业，偏偏在这女人心头轻轻掠过，未留下丝毫有益的痕迹，这是为什么呢？何况他热爱她，为了挽救她而花的力气和精神，比花在其他一切方面的多；并且她自己起先也是爱他的，这一点毫无疑问。

我对这问题考虑过许久。开头我当然责备一方，后来才逐渐明白，这个奇怪的反常的事实是可以解释的，它本身并无矛盾。在志同道合的朋友中间发生影响，比对一个妇人发生影响容易得多。在教堂内传道，在讲坛上说教，在课堂上讲学，比教育一个孩子容易得多。在讲堂内，在教堂和俱乐部中，共同的志愿和趣味占据主导地位，人们为了它们而汇集一堂，以便继续发展它们。奥加辽夫小组的成员包括从前的大学同学，年轻的学者、艺术家和文学家；共同的信仰，共同的语言，更重要的是共同的憎恨，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对于某些人，这信仰事实上并未成为他们的生命问题，他们就相继离开，由另一些人所代替，这种自由选择的亲和作用和具有粘合力的共同信念，巩固了人们的思想和团结精神。

与妇人的接触纯粹属于私人生活，它的基础不同，那是一种神秘的生理亲和性，一种自发的本能。我们先是接近，然后才互相认识。有些人，生活没有一定的目标，思想没有一定的准则，均势是容易建立的；他们一切都无定论，他让步一半，她让步一半；即使不让步，也不足为患。相反，一个忠于自己的思想的人，一旦发现她并非他所想象的那种人，便张皇失措。仓促间，他就想唤醒她，但在多数场合，只是使她惶恐和混乱。她与旧的一切隔绝了，但思想并未获得解脱，她只是被抛进了一个空无一物的峡谷，却认为已经脱胎换骨，于是傲慢，自大，粗枝大叶地推翻旧事物，不加选择地接受新事物。在思想和感情中都是一本糊涂账，一片混乱……这并不奇怪，缰绳丢开了，利己心失去了控制……可是我们却以为已经大功告成，站在讲台上对她继续说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