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二十五章（第4/12页）
机械模拟德国经院学究的行话之所以不可容忍，正在于我国语言的主要特点就是它十分灵活。它一切都可以表达：抽象的思想，内心的抒情感觉，“耗子的扰攘奔突”20，愤怒的呼声，妙趣横生的戏谑和惊心动魄的情欲。
除了语言晦涩，还有一种错误更为严重。我们的青年哲学家们不仅损害词句，也曲解了实质。生活和现实的关系，变成了寻章摘句、咬文嚼字的关系，这种对普通事物的学究式理解，歌德曾通过靡非斯特菲勒斯与大学生的对话，给予天才的嘲笑。21一切本来直接明了的东西，各种寻常的感觉，都被提高为抽象的范畴，再从那里折回时已没有一滴鲜血，成了苍白的代数学符号。这在他们还不失为一种天真作风，因为他们是完全真诚的。在他们看来，如果有人到索科利尼基郊外散步，那么这是为了领略泛神论乐趣，让自己感到与宇宙已融为一体；如果他在路上遇到一个喝醉的士兵或一个女人与他谈话，那么这位哲学家不仅是与他们谈话，而且是在通过直接的、偶然的现象，确认人民的实体。夺眶而出的眼泪也被严格分类属于：“精神状态”还是“内心的悲痛感”……
在艺术中也这样。歌德的知识，尤其对于《浮士德》第二部（也许正由于这一点，它比第一部逊色，或者艰涩难懂），是像衣服之于人一样不可缺少的。在音乐中，哲学占了首要地位。理所当然，罗西尼不值一谈，莫扎特还差强人意，虽然也被认为幼稚和贫乏，可是贝多芬的每一个和音都被进行了哲学分析，舒伯特则被推崇备至，我想，这与其说是因为他那些优美的乐章，不如说因为他采用了哲理的主题，例如《全能之主》和《阿特拉斯》22。与意大利音乐同样被打入冷宫的是法国文学和一切法国产物，因而也是一切政治倾向性。
由此不难理解，我们必然会遭遇并进行厮杀的战场在哪里。论争如果只限于歌德是客观的，但他的客观性是主观的，而席勒是主观的诗人，但他的主观性是客观的，或者相反，一切都会太平无事。然而更激烈的问题不久终于出现了。
黑格尔在柏林担任大学教授时期，部分地由于年老，但双倍重要的是因为满足于自己的地位和声誉，故意把他的哲学架空到地平线之上，让它浮在空中，在那里一切当前的利益和情绪都变得模糊不清，正如从气球上俯瞰房屋和村庄一样。他不愿触及这些可恶的实际问题，它们很难处理，而且必须正面给予回答。在科学中强行推销这种暧昧二元论，其荒谬是一目了然的，因为科学的出发点就是要取消二元论，使它变得容易理解。真正的黑格尔是耶拿大学的那个朴实的教授，荷尔德林23的朋友，在拿破仑进城时曾把自己的《现象学》藏在衣襟内24的哲学家，那时他的哲学还不是印度的无为主义，也不是对现存社会形式的辩护，又不是普鲁士式的基督教；那时他不是在宣讲自己的宗教哲学，而是在写天才的作品，如后来刊载在罗森克兰茨写的传记上的《论刽子手及死刑》25。
黑格尔停留在抽象的领域，是为了避免与经验的结论及实际的应用发生接触，为此他非常巧妙地选择了美学这片风平浪静的海洋；他很少走进新鲜的空气中，偶尔涉足也只一会儿，还得像病人一样裹紧衣衫，而且哪怕这时仍要把当代人最关心的问题留在辩证法的迷宫中。簇拥在他身边的一群低能儿（只有甘斯26可说是例外），把文字当作事实，喜欢侈谈辩证法。也许，老头儿看到自己的学生过分自满而又浅薄无知，有时也难免觉得痛心和惭愧。辩证法如果不能体现事物本质的发展，培养这种思想可以说只是纯粹把它作为一种外部手段，以便把形形色色的事物纳入范畴的体系，这是一种逻辑操练方式，其作用正如它在希腊诡辩学派和阿伯拉尔27以后的中世纪经院哲学家那里一样。
有一句哲学名言造成的危害最大，德国的保守派企图用它调和哲学与德国的政治状况，它便是：“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28，这只是充足理由律29、逻辑和事实统一的原则的另一说法。黑格尔这一被曲解的名句，在哲学上体现了基督教的吉伦特党人30保罗说的话：“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31。但如果一切权力都来自上帝，如果现存的社会秩序是合乎理性的，那么反对它的斗争只要也是现实存在的，就也是合理的。从形式上看，这两句箴言纯粹是同义反复，但不论是否同义反复，它直接引导到承认当前的政权，使人停止斗争，而这正是柏林的佛教徒们所期望的。这种观点不论怎样违背俄国精神，我们莫斯科的黑格尔主义者们却公然奉为至理名言，跟着它走上了歧途。
别林斯基是天性最活跃、最容易激动、最富于辩证精神的勇猛战士，那时他鼓吹的不是斗争，而是印度的静观哲学和理论研究。他信仰这种观点，面对任何后果而毫无惧色，也不向任何道德说教低头，在可以使没有主见的懦夫望而生畏的别人的议论面前，他绝不退缩一步；他不知胆怯为何物，因为他是坚强的，真诚的，他的良心是纯洁的。
“您可知道，”我对他说，想用自己的革命的最后通牒使他慑服，“从您的观点来看，您可能证明压在我们头上的丑恶的专制政体是合理的，应该存在的。”
“毫无疑问。”别林斯基回答，给我念了普希金的《波罗金诺周年纪念》32。
这使我不能忍耐，在我们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战斗。我们的争执影响了别人，小组分裂为两个阵营。巴枯宁企图进行调停，劝解，讲得苦口婆心，但没有取得真正的和平。别林斯基一怒之下，带着不满情绪去了彼得堡，从那里向我们发出了最后一批炮弹，这就是那篇他故意取名为《波罗金诺周年纪念》的文章。
这时我与他断绝了一切往来。巴枯宁虽然争论激烈，但开始自我反省了，他的革命精神在把他推向另一边。别林斯基责备他软弱，退让；他的偏激情绪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连他的朋友和崇拜者也感到吃惊。但是群众站在别林斯基一边，他们瞧不起我们，骄傲地耸耸肩膀，认为我们已经落伍了。
在这场内讧中，我看到必须追本溯源，认真从事黑格尔的研究。我甚至想，没有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蒲鲁东的《社会经济矛盾》33中接受过考验，没有经历过这熔炉的锤炼的，都算不得完备的现代人。
等我习惯了黑格尔的语言，掌握了他的方法，我才发现，我们的观点比黑格尔的追随者的观点，与黑格尔更接近得多。他早期的著作是这样，凡是他才气横溢、一往直前、忘记了“勃兰登堡门”34的时候，都是这样。黑格尔的哲学是革命的代数学，它空前解放了人，彻底摧毁了基督教世界，摧毁了过时的传统世界。但它（也许是故意的）采取了艰涩的表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