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三十八章（第4/7页）

“确实，与其争吵，不如睡觉，要不，我们会吵个没完。”法齐说，勉强笑了笑。

我回贝尔格饭店，法齐和他的意大利朋友们过桥去了。我们在那儿大声争吵，旅馆的几扇窗都打开了，不少茶房和旅客听到了我们的争论。

可这时警察局中那位押送施特鲁沃的十分正直的公民却回来了，而且不是一个人，仍带着施特鲁沃。原来到了沃州的第一个城镇，便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那里离斯塔尔夫人和雷卡米耶夫人22居住过的科佩不远，警察所长是热烈的共和主义者，听了施特鲁沃被捕的原因，声称日内瓦警察的行为是不合法的，因此不仅拒绝继续押送犯人，而且要他们立即返回日内瓦。

法齐刚在我们的谈话中受到奚落，现在又听到施特鲁沃已平安无事地回到日内瓦，可以想象他有多么恼火。在书面和口头把这位“暴君”痛骂一顿之后，施特鲁沃便跟海因岑转移到了英国；海因岑在那里提出了他的“两百万人”高见之后，便跟他的皮拉得斯23一起悄悄去了美国，起先他们的目的是要在那儿办一所女子学校，后来又想在圣路易斯城出版《拓荒者》杂志，可那是连上了年纪的男子有时也不敢看的。

桥边的谈话后过了五天，我在邮局咖啡馆又遇到了法齐。

“怎么好久没见到您？”他问。“还在生气不成？说真的，我承认，这些流亡者成了我的一个大包袱，简直伤透了脑筋！联邦政府的照会一份接一份压下来，热克斯区的该死区长也故意待在这里监督对法国人的拘捕工作。我尽量满足每一个人的要求，可是为了这一切我自己的人民却生我的气。现在又出了一件麻烦事，十分棘手；我知道大家要骂我，可我有什么办法？”

他在我的桌边坐下，压低嗓音，继续道：

“这已经不是耍嘴皮子，不是社会主义，简直是盗窃了。”

他递给我一封信。有个德国的邦主诉说，在民军占领他的城镇时，洗劫了各种值钱的东西，其中有一件稀世珍宝——一只古色古香的圣餐杯，它落在民军从前的队长布伦克尔24手中，现在公爵得到消息，布伦克尔住在日内瓦，因此他要求法齐合作，为他找回失物。

“您说怎么办？”法齐用郑重其事的口气问道。

“这算得什么。在战争时期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那么您认为该怎么办呢？”

“把信扔掉，或者给这个小丑写封回信，告诉他，您不是他派在日内瓦的侦探，他的杯子跟您什么相干？布伦克尔当初没有绞死他，已经便宜了他，他居然还想找他的身外之物。”

“您是个危险的诡辩家，”法齐说，“可您就不想想，这种勾当是给我们这派人脸上抹黑……这不能置之不理。”

“我不明白，您为什么如此关心这种事。在这世界上比这可怕的事多着呢。谈到党派和它的荣誉，您也许又该说我是诡辩家了，但您不妨想想，难道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就能增加它的荣誉吗？您根本不必理睬公爵的申诉，只当它是诽谤便行了。如果您派人搜查，谣言会更多，万一不巧被您找到了什么，那么布伦克尔和他的伙伴就更难为自己辩白了。”

法齐听了我的话，对俄国人的无法无天公开表示了惊异。

布伦克尔事件结果非常圆满。他不在日内瓦；他的妻子在警察局和法院的检察人员出现时，安详地让他们看了各种东西和钱，说明了它们的来源；听到杯子的事，她自动把它找了出来，这是非常普通的一只杯子，是民军的一些年轻人拿到的，他们把它送给了自己的队长，留作胜利的纪念品。

法齐后来向布伦克尔表示了歉意，承认这件事办得太鲁莽。喜欢不遗余力地追根究底，抓住刑事案件中的枝节问题不放，用残酷手段审问被告，要把他们统统绳之以法——这一切纯粹是法国人的毛病；对于他们，法律诉讼无异是一场残忍的游戏，正如斗牛之于西班牙人一样。检察官有些像矫捷的斗牛士，如果被追逐的野兽幸而脱险，他们便觉得受了委屈，闷闷不乐。在英国却没有这类事，法官对被告非常冷静，不是非把他们判罪不可，如果陪审团不能作出有罪的裁决，他们也心安理得。

另一方面，流亡者也确实在跟法齐捣乱，把他弄得不能安生。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对此不宜过分苛求。在革命运动中，大家热情洋溢，这样的热情不可能由于失败便归于平静，在找不到其他出路时，会表现为一种乖张任性的作风。他们正是在应该沉默的时候拼命想大声讲话，在应该退入幕后销声匿迹、进行反省的时候，却恰恰相反，竭力赖在舞台上，用尽一切办法表明自己的存在。他们编写小册子，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在集会上演讲，在咖啡馆里高谈阔论，传播谣言，宣称即将发生叛乱，吓唬愚蠢的政府。他们大多只是毫无危险的革命合唱队员，可是那些胆怯的政府却以无知对待无知，相信他们的力量，由于听不惯自由勇敢的言论，便大叫危险已不可避免，宗教、王位和家庭已千钧一发，要求联邦当局驱逐这些可怕的叛乱者和破坏者。

联邦政府最早采取的措施之一，便是把拿破仑特别讨厌的那些流亡者转移到离法国边境较远的地方。实行这个措施，法齐觉得十分棘手；他几乎认识所有的人。向他们宣布离开日内瓦的命令以后，他便装聋作哑，不想知道谁走谁没有走。不走的人还必须不再踏进主要的咖啡馆，不经过贝尔格桥——可是连这些他们也不愿做到。这就发生了一些公寓中常常见到的场面：从前的人民代表，头发花白的老人，四十多岁的知名作家等等，与瑞士自由州的州长和不自由的邻国警察局的代表，出现在同一地点，却彼此视而不见，装不知道。

有一次我亲眼见到，热克斯的警官用嘲笑的口气问法齐：

“州长先生，某某人还在日内瓦吗？”

“早已走了。”法齐吞吞吐吐地回答。

“那太好了。”警官说，然后继续走路。法齐紧张地拉住我的手，指指旁边一个安详地抽雪茄的人，用哆嗦的声音向我说道：

“瞧，这就是他！我们到另一边去，免得跟这个强盗碰面。这真叫人受不了，受不了！”

我忍不住笑了。不言而喻，这就是那个被限令出境的流亡者，可他就在贝尔格桥旁边转悠，而这地点在日内瓦便是我们莫斯科的特维尔林荫大道。

我在日内瓦逗留到12月中旬。俄国政府策划的对我的迫害，使我不得不离开那儿，前往苏黎世抢救我母亲的财产，因为那位“永远难忘”的皇帝25正把御爪伸向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