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西方小品（第2/6页）
市民阶级不是革命产生的，他们有自己的传统和作风，那是与革命思想格格不入的另一种方式。贵族把他们踩在脚下，列入第三等级；自由以后，他们便踏着解放战士的尸体，建立自己的秩序。少数派不是被镇压，便是被市民阶级所吞没。
每个世代都有一些人不顾客观形势，依然充当思想的坚定保卫者；正是这些利未人12，或者不妨称作阿兹特克人13，由于独占了高度的文化，由于掌握了不必完全从事体力劳动的富裕的有闲阶级的智力优势，受到了不公正的惩罚。
这件事的荒谬和不合理使我们生气，无法忍受。仿佛有人（除了我们自己以外）保证过，世界上的一切都会变得美好，公正，沿着康庄大道前进。我们对大自然和历史进程的奥妙一直大惑不解，但现在应该可以看到：在大自然和历史中，都有许多偶然的、愚昧的、不顺利的、混乱的因素。理性和思想的胜利只是最终的结论；一切都是从新生儿的愚昧无知开始的；可能和意向蕴藏在这中间，但在通向发展和觉醒的过程中会遇到一系列外在的和内在的影响、曲折和停滞。一个人的头脑积了水，另一个人跌到地上压扁了脑袋，两人都成了白痴；第三个人没有摔跤，也没有死在猩红热中，他成了诗人、将军、土匪、法官。在自然界，在历史上，在生活中，一般说来我们大多只知道胜利和成功；现在我们才开始感到，不会每一张牌都符合我们的意愿，因为我们自己就是一张错误的牌，打输的牌。
意识到思想无能为力，真理对现实世界缺乏强制力量，这使我们悲痛。一种新的摩尼教控制了我们，我们出于怨恨，正如相信合理的善一样，准备相信合理的（也就是有意识的）恶14——这是我们对理想主义献上的最后贡品。
这痛苦会随着时间而流逝，它那悲惨而炽烈的性质也会平伏；在合众国的新世界中它便几乎并不存在。那里的人民年轻有为，富于事业心，实干胜于聪明，一心一意在安排自己的生活，根本不知道我们那种悲痛的体验。除此以外，那儿也没有两种教育水准。在那个社会里，构成各别阶层的人在不断变化，随着每人的收支账目而上浮或下沉。英国移民的强壮血统在惊人地繁衍；如果它占了上风，人们不会因而幸福一些，但会富足一些。这富足比起浪漫主义的欧洲所向往的富足会差一些，贫乏一些，枯燥一些，然而在那里不会有皇帝，不会有集权，也许还不会有饥饿。谁能够摆脱旧欧洲的亚当，脱胎换骨，变成新的乔纳森15，那就请他搭上第一艘轮船，前往威斯康星或堪萨斯吧，到了那儿，他也许会比待在分崩离析的欧洲愉快一些。
不能这么做的人就留在原地，作为人类美好梦想的体现者继续过活吧。这些人离不开自己的梦幻和憧憬，不能达到美国的理性高度。
这不致造成太大的危害，我们人数不多，不用多久就会绝迹的！
那么人的发展怎么会跟自己的环境脱节呢？……
不妨想象一下在温室中成长的青年，比如，那个在《梦》16中描写过自己的人；想象一下他怎样面对最枯燥乏味、最沉闷窒息的英国社会，面对英国生活这怪诞的弥诺陶17——它是由两个动物不协调地粘合而成的：一个已经衰老，另一个则站在深及膝盖的沼泽中，像女像柱18一样始终保持着紧张的肌肉，以致没有一滴血能流进头脑。如果他能够适应那样的生活，他就不致在三十多岁死于希腊，今天可以成为帕默斯顿勋爵19或约翰·罗素爵士20了。但是由于他不能，那就毫不奇怪，他和自己的哈洛尔德只能对着船儿说：“随你把我送到哪里，只要远离我的故乡。”21
然而在那远方，等待着他的是什么呢？给拿破仑宰割的西班牙，荒芜的希腊，1814年22普遍复活的各种发臭的拉撒路；不论在拉韦纳或狄奥达蒂23，要躲避是不可能的。拜伦既不能像德国人那样从永恒的观点满足于理论上的探讨，也不能像法国人那样陶醉于政治上的空谈，于是他倒下了，但他是像严峻的提坦24一样倒下的，他投给人们的是蔑视，而不是包着糖衣的药丸。
拜伦作为诗人和天才在四十年前所感到的不协调，到了今天，在一系列新的苦难之后，在1830年到1848年的污秽的转折时期25，以及从1848年到今天的丑剧之后，已经被许多人意识到了。我们也像拜伦一样变得无所适从，找不到安身之处。
现实主义者歌德跟浪漫主义者席勒一样，没有意识到这种分裂。一个是太像虔诚的教徒，另一个是太多哲学意味。两人都可以在抽象世界中获得和平。当“否定的精神”表现为靡非斯特菲勒斯这样的戏谑者时，分裂还不是太可怕的；他那冷嘲热讽、永远对立的性格，到了一定的时候还能与最高的和谐取得一致，向大家唱出：“她得救了！”26《该隐》中的卢息弗27却不同，这是阴郁的黑暗天使，痛苦的思想充满了无法调和的内在矛盾，在他额上发出幽暗的闪光。他不是用否定来嘲笑，不是用大胆的怀疑来戏谑，也不是用感官之乐做诱饵，给你提供天真的姑娘、美酒和珠宝，而是平静地把你引向杀戮，引向自己，引向罪恶——它依靠的是一种不可理解的力量，它有时像月光照耀下的一泓死水那么诱人，可是你从它阴森的、冰冷的、闪光的怀抱中，除了死亡，什么也不能得到。
不论是该隐，是曼弗雷德，是唐璜还是拜伦，都不能提供任何出路，任何解决办法，任何“教导”。也许从戏剧艺术的观点看，这是一个缺陷，但正是在这里表现了艺术的真诚和裂痕的深刻。拜伦的尾声，他的最后的话，不妨说那就是《黑暗》28；这是从《梦》开始的生活的结局。你们自己来画完这幅画吧。两个被饥饿折磨得面目全非的敌人死了，甲壳动物啃光了他们……船在腐烂——涂树脂的缆绳在黑夜的污浊波浪中漂动，骇人的寒冷，野兽在死去，历史已经终止，为新的生活扫清了地面：我们的时代将被列为第四阶段，也就是说，如果到新世界的出现可以算作四个阶段的话。
我们的历史使命，我们的功绩便在于：我们通过我们的失望，我们的痛苦，终于向真理低头和屈服，使后代不致再遭受同样的不幸。这样，人类通过我们而得以清醒，我们是他们的醒酒剂，是分娩前的阵痛。如果分娩顺利，一切都会好转；但是我们不应忘记，在这过程中孩子或母亲都可能死去，也许还可能两者都死——如果这样，那么历史只能带着自己的摩门教29开始新的妊娠……好啦，就这样，先生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