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西方小品（第4/6页）
从前人际关系中一切古老而统一的观念动摇了，但是对人与人的真正关系的新认识还没有发现。这种混乱的真空状态，给中产阶级一切浅陋和卑劣的方面提供了特殊的发展机会，这个阶级的目的便是不择手段地发财致富。
分析一下半个世纪以来流行的道德准则，那儿什么没有？罗马的国家观念和哥特式三权分立理论，新教和政治经济学，公共福利观34和人各为己说，布鲁图35和托马斯·肯佩斯36，福音和边沁37，收支账目和让-雅克·卢梭。头脑这么杂乱无章，心中却装着一块永远指向黄金的磁铁，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一些先进国家发展到目前这样的荒谬局面是不足为奇的。
一切道德都归结为一点：不足者必须用一切手段取得，有余者则用一切手段保护和扩大自己的财产。在市场上为开展交易而举起的旗帜，成了新社会的神幡。人实际上只是财产的附属物，生活变成不断为钱而奋斗。
1830年以后的政治问题仅仅是市民阶级的问题，多年以来的斗争无非表现了统治阶级的欲望和要求。生活堕落为证券投机，一切变成了交易所和市场——报纸，选举，议会，莫不如此。英国人已习惯于按照商品命名法称呼自己的国教教会：“老字号”。
一切政党和政见在市民世界中逐渐形成了两大壁垒：一方面是坚决拒绝放弃垄断权的私有主市民，另一方面是企图从他们手中夺取财富、又无力夺取的非私有主市民，那就是说，一方面是贪婪，另一方面是觊觎。由于在这一切中谈不到真正的道德原则，因此一个人站在这一边或那一边，完全由财产状况和社会地位等外在条件来决定。一个反对的浪潮代替另一个取得了胜利，便是取得了财产或地位，自然也就从觊觎的一边走进了贪婪的一边。要完成这种转变，最好的办法便是通过那种毫无意义的、忽左忽右的议会辩论——它轰轰烈烈又不致越出范围，表面上郑重其事，像是维护公共利益，实际上只是为了达到个人目的。
议会政治并非来自盎格鲁撒克逊习惯法的民族基础，它是在国家立法中形成的，这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只松鼠轮子38。站在原地没有前进，又保持着进行重要活动的外表，从这点看还有比两个英国议会表演得更冠冕堂皇的吗？
但在这里，保持外表是最重要的。
在现代欧洲的一切方面，都深深存在着两个显然来自柜台的特点：一方面是伪善和欺诈，另一方面是炫耀和吹嘘。买卖就是玩弄花招，半价买进，卖出以次充好，用表面代替实质，隐瞒某些缺点，花言巧语骗人，不是真的正直而是装出正直的样子，不是表里一致的诚实，而是装出诚实的外表。
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靠装潢门面，以致粗俗愚昧也取得了文明的外表。我们谁没有为西方社会的无知（我这不是指那些学者，而是指构成那个所谓社会的人们）感到惊愕和脸红？那里不可能有严肃的理论教育，它需要的时间太多，与事业关系又太小。凡是与商品流通和“充分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无关的一切，在市民社会看来都不是必要的，他们的教育必然有限。因此我们发现，那些市民一旦离开他们走惯的平坦道路，便显得愚昧无知，头脑迟钝。一般而论，狡猾和伪善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聪明和具有远见；它们的视野狭隘，航程短浅。
英国人理解这一点，因此不离开习惯的轨道，宁可忍受中世纪的一切，尽管它们不仅不方便，而且荒谬可笑，他们还是不愿作任何改变。
法国的市民阶级却不像这么谨慎，他们尽管狡猾和心口不一，还是走上了帝国的轨道。
他们对胜利充满信心，宣称普选权是国家新秩序的基础。这面数学旗帜适合他们的口味，真理取决于加法和减法，这是可以在算盘上计算，用数字标明结论的。
在当前的社会状况中，他们要提交全民表决的是什么？是共和国的存在问题。他们希望由人民来推翻它，让它变成一句空话，因为他们不喜欢它。谁尊重真理，他会随便遇到一个什么人便向他征求意见吗？如果哥伦布或哥白尼把美洲或地动说付诸表决，那会怎样？
设计不可谓不巧妙，但是好心的人们最后还是打算错了。
池座和演员之间出现的空隙，起先靠拉马丁39的能说会道像一块褪色的帷幔似的遮盖着，后来距离越来越大；血腥的六月加深了裂痕；正在这时，向愤怒的群众提出了总统问题。40路易-拿破仑作为对它的回答，揉着刚睡醒的眼睛，从空隙中走了出来；他把一切抓到手里，其中自然也包括市民阶级——他们根据过去的经验，以为可以由他当帝王，而由他们来掌握实权。
在国家事务的大舞台上搬演的一切，也以微型方式重复出现在每个家庭中。资产者的道德败坏渗透在家庭和私人生活的一切秘密中。不论天主教还是骑士阶级，都从未像资产阶级那样在人们身上留下如此深刻全面的痕迹。
贵族承担着义务。当然，由于他们的权利一部分是虚构的，他们的义务也是虚构的，但它在他们内部起了一定的连环保作用。天主教从宗教方面而言，承担了更大的义务。骑士和信徒往往不履行自己的义务，但他们明白，他们这么做是破坏了他们自己所承认的社会规范，这种意识使他们对自己的懈怠感到不安，也无法把自己的行为看作符合标准。他们有自己的节日礼服，自己的正式排场，这不是骗人的，宁可说是他们的理想。
这理想包含什么内容，我们现在不想多谈。他们早已完成历史使命，退出舞台了。我们只想指出，有产者正相反，他们对什么都不承担义务，甚至不必服兵役，除非当志愿兵，这就是说，他们的义务只是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取得资产。他们的福音很简单：“发财再发财，使钱像海边的沙一样多；只要不致破产，可以正当或不正当地利用自己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要过富贵荣华的生活，使自己长命百岁，使子女成家立业，使自己身后留下美名。”
骑士和天主教世界被否定是不可避免的，这不能归功于市民阶级，只应归功于自由人，也就是不能列入任何类别的人，其中有骑士，如乌尔里希·冯·胡滕41，有贵族，如阿鲁埃·伏尔泰42，有钟表匠的学徒，如卢梭，有军医，如席勒43，有商人子弟，如歌德。市民阶级利用了他们的成就，不仅不再从属于国王，不再是奴隶，而且摆脱了一切社会负担，只消醵资养活那个保护他们的政府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