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三十九章（第2/6页）

我们取道纳沙泰尔和贝桑松前去。旅行一开始，我就把大氅忘记在伯尔尼的驿站上了；由于我穿着厚呢衣服和胶皮暖鞋，我没有回去取它。在上山以前，一切都很好，但到了山上我们便遇到了深及膝盖的雪地，温度低达零下八度，瑞士凛冽的北风刺入骨髓。驿车走不动，旅客只得三个两个的改乘小雪橇。我不记得我曾在什么时候像这天夜里那样为寒冷吃过这么多苦。我的脚简直冻僵了，只得把它们埋在干草中，后来赶车的又给了我一个皮领圈，但这也帮不了大忙。到了第三个驿站，我花十五个法郎向一个农妇买了一条大围巾裹在身上，但这已到了下山的时候，每走一英里都逐渐变得暖和了。

这条路到了法国一边便好得多；山的轮廓完全不同，构成了一个个宽广的半圆形剧场，它们接连不断地一直延伸到贝桑松；有的岩壁上还残留着一些坚固的中世纪城堡的遗迹。这一带的大自然包含着一种强大而严峻的、刚毅而阴郁的东西，有一个农家孩子便是在它的怀抱中长大和成熟的，他便是古老村民的后人——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确实，可以把一个诗人就佛罗伦萨人讲的话从不同的意义上应用在他的身上：

那是一些还带着山林和岩石气息的人！3

罗特希尔德同意接受我母亲的票据，但不愿预付款子，借口要有加塞尔4的信。监护委员会真的拒绝付款。于是罗特希尔德命令加塞尔要求涅谢利罗德5接见，问他是怎么回事。涅谢利罗德答道，虽然票据毫无问题，罗特希尔德的申诉是正确的，但出于秘密的政治原因，皇上已命令冻结存款。

我记得，罗特希尔德的办事处收到这答复如何惊讶。大家的眼睛不禁想从这份文件上寻找阿拉里克6的大印或成吉思汗的御玺。连罗特希尔德也没料到，像尼古拉这么一个著名的专制大师竟会开这种玩笑。

“就我而言，”我对他说，“尼古拉为了惩罚我，想剥夺我母亲的钱，或者用它们做钓饵捉住我，这是不足为奇的。但是我不能想象，您的名字在俄国这么没有分量。这些票据是您的，不是我母亲的，因为她签字以后已把它们交给了持票人，而从您在上面签字那时候起，这位‘持票人’便是足下了7，现在他们却无礼地答复您：‘钱是您的，但老爷不准付款。’”

我的话起了作用。罗特希尔德生气了，在屋里踱来踱去，说道：

“不，我不准任何人戏弄我，我得对这家抵押银行起诉，我非叫财政大臣做出明确答复不可！”

我想：“好，弗龙琴科8还不了解这个人。‘私下说明’还好办，‘明确答复’就难了。”

“您可以由此看到，什么叫专制制度，反动势力对它寄予希望，可是它却能这么随心所欲、无所顾忌地支配一个人的私有财产。哥萨克式的共产主义，这也许是比路易·勃朗9的共产主义更危险的。”

“我考虑一下怎么办。”罗特希尔德说。“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这次谈话后过了三天，我在林荫道上遇见罗特希尔德。

“顺便提一下，”他叫住了我，说道，“我昨天跟基谢廖夫10谈了您的事。请您原谅，我得跟您直说，他对您的看法很不好，恐怕他不会为您做什么。”

“您与他常见面吗？”

“有时见面，在晚会上。”

“那么请您费心对他说一声，您今天遇见了我，我对他的印象也极坏，但是尽管这样，我并不认为因此掠夺他的母亲是正当的。”

罗特希尔德哈哈大笑；大概从这时起他才猜到我不是俄国王公，开始称我“男爵”；但我想，他这么抬举我，只是为了让我取得与他谈话的必要身份。

第二天他派人找我，我马上去了。他给我看一封给加塞尔的还没署名的信，说道：

“这是我们的信的草稿，请您坐下，仔细看一下，告诉我您是不是满意。如果您希望加上什么或改变什么，我们可以马上照办。现在我得继续办事了，请原谅。”

我先向周围瞧了瞧。那扇不大的门每隔一分钟都会开一下，证券经纪人一个接一个进来，大声报告一下数字，罗特希尔德照旧干他的事，没有抬头，咕哝一声：“对，不对，好，可以，对不起”报告数字的先生便走了。屋子里坐着各种不同的人：一般的资本家，国民议会议员，两三个精疲力竭的旅游者——他们那苍老的面颊上留着时髦的胡子，这是那种经常在矿泉疗养地上喝酒，在宫廷引见的人——贵族世家的末代子孙，那些身体虚弱、萎靡不振的浪荡子弟，他们玩牌玩腻了，又想挤进证券市场来赌博。所有这些人都小声交谈着什么。那位犹太皇帝安详地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后披阅文件，在上面写几个字，大概这都涉及几百万，至少几十万的进出。

“嗯，怎么样？”他转过脸来问我，“满意吗？”

“完全满意。”我回答。

信写得很好，斩钉截铁，语气强硬，完全像一个政权对另一个政权的谈判。他对加塞尔说，必须立即约见涅谢利罗德和财政大臣，向他们指出，罗特希尔德不想知道票据属于谁，他买下了它们，要求付款，或提出明确的合法的理由，说明为什么拒绝付款；如果停付，他就得将此事提交法律顾问研究处理，因此希望他们郑重考虑拒绝的后果，尤其是在俄国政府正设法通过他签订新的贷款协定时这意味着什么。罗特希尔德最后说，如果继续拖延，他不得不在报上公布这事，让其他资本家有所警惕。他建议加塞尔向涅谢利罗德出示此信……

“我很高兴……但是，”他说，把笔举在手中，露出坦率的神色望着我的眼睛，“亲爱的男爵，归根结底，这封信可能使我和俄国闹翻，难道您以为我会为五厘的佣金便在信上签字吗？”

我没有作声。

“首先，”他继续道，“加塞尔要花钱，在贵国是什么都得花钱的——这一切当然都得由您负担，除此以外……您愿意给多少？”

“我认为，”我说，“这应该由您提出，我只是同意而已。”

“那么百分之五怎么样？这不算多。”

“让我考虑一下……”

我只是想算一算账。

“您考虑吧……不过，”他露出靡非斯特菲勒斯的嘲笑，又道，“您可以不花钱办成这事，因为您母亲的权利是不容否定的，她是符腾堡公国11的臣民，您不妨向斯图加特提出申诉，它的外交大臣势必出面维护她的权利，迫使俄国付款。老实说，我但愿能摆脱这件麻烦事呢。”

这时有人来了。我离开那儿，走进了大办公厅，心里对他的目光和问题中流露的原始的纯朴色彩不免觉得惊讶。如果他要求百分之十或十五，当时我也只得答应。他的帮助对我是必不可少的，他明白这一点，因此才拿那个早已俄国化的符腾堡公国来捉弄我。然而我们不能不受与生俱来的政治经济学观念的支配，哪怕马车夫为某段路程只要二十戈比，我们仍得还个价，只给他十五戈比；我自然也得照此行事，因此没有任何根据便对舒姆贝格12说，我认为应该减少百分之一。舒姆贝格答应转告，请我过半小时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