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三十九章（第4/6页）

第二天接待我的仍是那个讨厌的年轻人，他独自有一间办公室，因此我推测他是科长一类人物。他起步这么早，又升得这么快，如果上帝让他长寿的话，他一定前途无量。

这次他把我带进了一间大办公室，那儿在一张大桌子后面的大安乐椅上坐着一位又胖又高、满面红光的先生，这是那种经常叫热、吃得又白又胖、皮肤松弛的家伙，那双手胖乎乎的，保养得很好，脖子上紧紧围着一条颈巾，眼睛淡淡的，神色悠闲自得，这通常是那种安享荣华富贵的人才有的，这种人可以心平气和、无动于衷地面对各种暴行。

“您希望见局长，”他对我说，“但他不得不向您表示歉意，因为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使他出去了。如果我能为您做点什么，我乐意为您效劳。这是椅子，请您坐下好吗？”

这一切他讲得从容不迫，彬彬有礼，眼睛略微眯着，脸上笑容可掬，使两颊的肥肉也鼓了起来。我想：“这是个老官僚了。”

“您应该知道我是为什么来的。”

他稍微点了点头，像一个人在开始游泳时要做的动作，但他什么也没回答。

“我得到通知要在三天内动身。由于我知道，贵国内政部长有权驱逐外国人，不必说明理由，也不用进行调查，因此我不想问为什么驱逐我，也不想为自己辩护；但除了我的房子，我……”

“您的房子在哪里？”

“在阿姆斯特丹街14号……我在巴黎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很难马上丢下。”

“请问这是什么事，是关于房子还是……”

“这涉及罗特希尔德的银行，我必须通过它拿到四十万法郎。”

“什么？”

“大约十万多一些银卢布。”

“那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一笔可观的数目。”

“您需要多少时候才能办完这件事？”他问，更亲切地看着我，就像人们看橱窗里陈列的地菇烧野鸡。

“一个月到六个星期。”

“这时间太长了。”

“我的事得在俄国解决。也许还是多亏它的关照，我才不得不离开法国呢。”

“为什么这么说？”

“一星期前罗特希尔德告诉我，基谢廖夫对我的印象很坏。彼得堡政府大概想掩盖这件事，免得引起人们的议论；据我看是大使提出了要求，才把我驱逐出境的。”

“首先，”警察局这位受了委屈的爱国者装出郑重其事、深信不疑的表情说道，“法国不允许任何国家干预它的内部事务。我觉得奇怪，您的头脑里怎么会出现这种想法。其次，政府为了竭尽一切力量让饱受折磨的人民安居乐业，运用它所掌握的权力，从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家中，把那些辜负了它的好客精神的外国人遣送出境，这难道不是十分自然的吗？”

我决定用金钱反击他。这是最可靠的，正如对待天主教徒得用《圣经》的经文一样，因此我笑了笑，反驳道：

“为了巴黎的好客精神，我付出了十万法郎，因此我认为我们几乎已经清账了。”

这比我的“大笔款子”效果更好。他有些尴尬，停顿了一会儿以后说道：“我们有什么办法，我们也是不得已。”一边从桌上拿起了我的案卷。这是那部作品的第二卷，它的第一卷我是在杜贝尔特手中看到的。他用胖胖的手抚摩着书页，像抚摩一匹温驯的马似的，一边说道：

“您瞧，跟您来往的那些人，您参与的那些不怀好意的报刊的活动（这几乎与萨赫迪斯基1840年对我讲的话一字不差），最后，您对一些最有害的机构给予的大量资助，迫使我们不得不采取极不愉快的、但也是必须采取的措施。这对您是毫不奇怪的。甚至在您本国，您的行为也引起了对您的政治迫害。同样的原因产生同样的结果嘛。”

“我相信，”我说，“你们的立场如此一致，恐怕连沙皇尼古拉也没有料到；但你们不可能真的赞成他的政策。”

“一个好的公民应该尊重国家的法律，不论它们怎么样……”20

“这大概是根据那个著名的原则：阴天不是晴天，但总比刮风下雨好。”

“但是为了向您证明，这件事与俄国政府根本无关，我愿意为您向局长说说情，把期限延长一个月。如果我们向罗特希尔德查询您的事，您不致见怪吧，这倒不是由于怀疑……”

“那就费心吧，为什么不能查询呢，我们是在作战，如果我为了留下，认为必须使用战争策略，难道您以为我不会使用它吗？……”

但是警察局长这位文雅亲切的“替身”能说会道，立刻答道：

“凡是这么讲的人是不会讲假话的。”

过了一个月，事情还没了结。那时有一个老医生帕尔米尔常给我们看病，他每周得在警察局替巴黎那些卖笑女郎做一次检查。我想，他既然肯为那么多女人的健康提供证明，一定不会拒绝给我开一张疾病证明。当然，帕尔米尔认识警察局所有的人，他答应把我的病历证明亲自交给X。十分奇怪，帕尔米尔回来时没带给我满意的答复。这一点很有意思，它说明法国官僚和俄国官僚是兄弟般相似的。X不作回答，态度暧昧，因为他对我不满，认为我应该亲自登门，向他说明我病在床上，不能起身。没有办法，第二天我只得带着毫无病态的尊容前往警察局。

X极为同情，询问了我的疾病。由于我没有兴趣看医生写的东西，我不得不自行编造病情。幸好我想起了萨佐诺夫，他尽管身强力壮，食欲旺盛，却一再说他患了动脉瘤；于是我对X说，我得了心脏病，旅行对我十分危险。

X表示同情，劝我保重，然后前往隔壁屋里，过了一分钟出来说道：

“您可以再留一个月。局长要我同时告诉您，他希望也祝愿您的健康能在这段时间里得到好转；如果不能这样，他非常遗憾，因为他无法第三次给您延期了……”

我理解这一点，便准备在6月20日左右离开巴黎。

一年以后，X的名字我又见到过一次。这个爱国者和好公民悄悄离开了法国，忘了为警察局庇护下发行的一种加利福尼亚彩票，向购买彩票的数千名穷人和小业主作出交代！当这位好公民发现，尽管他无限尊重祖国的法律，仍可能为了诈骗罪锒铛入狱时，他还是抛弃法律，选择了轮船，一走了事，逃到了热那亚。这人具有坚定如一的性格，不会在失败面前手忙脚乱。他因加利福尼亚彩票事件而出了名，立即投靠了当时在都灵成立的一家建造铁路的股份公司，公司看到这么精明能干的人，马上雇用了他。

在巴黎度过的最后两个月是难以忍受的。我已名副其实地处在公开的监视下，信件被无耻地拆阅，要迟一天送到。我不论走到哪里，总有个讨厌的人在远处跟踪我，到了街角又使个眼色，把我交给另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