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九章（第4/16页）
病人抱怨的多数之所以可怕，不是因为它聪明或愚昧，正确或不正确，是谎言还是真理，而是因为它强大，因为它掌握了疯人院的钥匙。
力量并不以认识的清醒作为必要条件，相反，越是缺乏理性，越难以制服，越是丧失了清醒的意识，越是可怕。对神经错乱的个人，可以逃避，对一群疯狂的狼就较难抵御，而在没有理性的自然力量面前，人只能束手待毙。
欧文的行为在1817年引起了英国的恐慌，然而在1617年也许还不致使瓦尼尼32和乔丹诺·布鲁诺33的祖国惊慌失措，在1717年也不致被德国和法国当作耻辱，但是英国却过了半个世纪还对他怀恨在心。也许在西班牙的什么地方，耶稣会教士会怂恿无知的群众起来攻击他，宗教裁判所的警察会把他关进监狱，放在火堆上烧死，但人道的社会仍会站在他一边……
难道歌德和费希特，康德和席勒，最后，还有我们这个时代的洪堡和一百年前的莱辛，曾掩盖自己的思想方式，或者不顾廉耻，每周六天在科学院或书本上宣讲自己的哲学，可是到了第七天却变成伪君子，在教堂里听讲道，用自己虔诚的基督教信仰去愚弄群众？
在法国也一样，不论伏尔泰、卢梭、狄德罗，还是百科全书派，不论比沙34和卡巴尼斯35的学派，还是拉普拉斯36和孔德，都没有伪装成越山主义者37，没有虔诚地俯伏在“宝贵的偏见”面前，然而这丝毫也没有降低或减少他们的意义。
政治上受奴役的大陆，精神上却比英国自由；在那里，流行的思想和怀疑广泛得多；人们对此已习以为常，
当一个人砸断枷锁的时候，38
社会对这个自由的人不会大惊小怪，怒目而视。
大陆的人在政府面前无能为力，只得忍受镣铐，然而并不喜欢它们。英国人的自由主要得力于设施，不在于他本人和他的良心。他的自由来自习惯法，来自人身保护法，并非来自个性和思想方式。在社会偏见面前，骄傲的不列颠人低下了头，毫无怨言，恭恭敬敬。不言而喻，哪里有人，哪里就有谎言和虚伪；但是人们并不认为坦率是罪恶，也不会把思想家勇敢地宣讲的信念与荡妇以堕落为光荣的无耻炫耀混为一谈；只是他们不能把虚伪提到社会高度，提到必要的道德水准上来看。39
当然，大卫·休谟和吉本40都不必用神秘主义来自欺欺人。但是在1817年听到欧文讲话的那个英国，从时间和深度而言，已不是原来那个英国。知识的层次扩大了，教育的特权已不仅属于高雅的贵族和文人。另一方面，它有十五年给囚禁在狭隘拥挤的孤岛上，拿破仑封锁了它的大门。它一方面脱离了思想的洪流，另一方面生活又把大批市民，那斯图亚特·穆勒所说的庸俗的人群推到了前面。在新的英国，像拜伦和雪莱那样的人变得格格不入，一个要求风把他随便带到哪里，只要不是他的祖国，41另一个被法官在迷信的家人的帮助下夺去了孩子，因为他不相信上帝。42
这样，欧文之不容于社会，决不是意味着他的学说错了或对了，这只是说明社会丧失理性的程度，即英国精神奴役的深度，尤其是那个经常参加集会，在报上撰写文章的阶层。
智慧在数量上必然处于劣势，在重量上也永远是弱小的；它像北极光，照得很远，但几乎并不存在。智慧是人力的最高阶段和顶峰，发展不能经常达到，因此它是强大的，但又不足以对抗武力。智慧作为一种意识也许在地球上是根本没有的；它与阿尔卑斯山那些年高德劭的老人，那些参与过、见识过地质变动的老人相比，简直还刚出生。在人类之前和人类周围的自然界，既无所谓聪明，也无所谓愚蠢，必要的只是条件、关系、因果。智慧最早发出的是动物的、带有乳汁的模糊目光，后来它离开童年，经历了人类群居和家庭生活的阶段，才逐渐成长和壮大。从本能向智慧发展的意愿，经常是随着温饱和安宁而出现的；因此不论我们停留在人类共同生活的哪个阶段，我们都会发现它处在这种摆脱非理性势力，追求智慧的努力中。前进的道路不是预先规定的，它得靠人们去开拓；历史正如阿里奥斯托43的长诗，是盲目发展的，往往受到二十件意外事故的影响，东奔西突，慌乱不安，这种没有目标的奔窜在猿猴中间已初露端倪，但在安心于动物世界的低等动物，便几乎没有这种情况。
当然，欧文使用“疯人院”这词，只是作为一种表达方式。国家不是丧失智力的人的住所，而是还没获得智力的人的住所。不过从实质上看，他可以这么表达……这没有什么错。毒药或火在三岁孩子的手里，与在三十岁的疯子手里一样可怕。区别只在于这种缺乏智力在一种人说来是病理现象，在另一种人说来则是发展的阶段，胚胎发育的过程。牡蛎便处在机体的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动物还没有足，它确实是无足动物，但与截断了足的兽类完全不同。我们知道（但牡蛎不知道这一点），在适当的环境中，这些机体具有生长足和翼的能力；软体动物发育不足的形态，在我们看来宛如涨潮时奔涌而来的一个海浪，正当高涨时刻便随着落潮以扭曲的形态退回了大海，这便构成了死亡或濒临死亡的特殊现象。
欧文相信，机体有了手、足和翼，比始终躺在硬壳中昏睡方便一千倍，他还明白，机体中那些最弱小的部分其实已经存在，它们有可能发展成四肢，于是他便在这些思想的指引下，突然向牡蛎们发动了宣传，要它们克服自己的贝壳，跟他一起前进。谁知牡蛎却生气了，认为这是他反对软体动物的表现，也就是违反贝壳动物生活方式的不道德行为，因而诅咒他。
“……人的性格本质上是由他周围的环境造成的。但是环境条件，社会可以轻易加以调节，使它们最好地促进智慧和实践能力的发展，同时考虑到人在体力和智力上千差万别的状况，仍保存个性的无限多样性。”
这一切是可以理解的，除非极端迟钝的脑袋才会不同意欧文的这一命题。而且在这一点上，请注意，谁也没有反对。大部分人的反对不是对它的回答，而是施加压力；认为这是不道德的，或者不符合这一或另一传统教义，这也不是反驳。在最坏的场合下，这类回答只能证明，真理和道德之间存在着两重性，也就是谎言有利，而真理有害。真理不应从这方面判断，它的标准不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