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卷 断片（1865—1868） 第三章（第2/10页）

两年以后，我住在巴黎的小女儿病了。我重又申请签证，佩尔西尼5又拒绝了。这时，克沙维里·布拉尼茨基伯爵6在伦敦。在他家吃饭时我讲起了这件事。

“您写一封信给拿破仑亲王，”布拉尼茨基说，“我替您交给他。”

“我何必给亲王写信呢？”

“这说得对，您干脆写信给皇帝。我明天就动身，后天您的信就会到他手里。”

“那倒是很快，让我想想。”

回到家中，我写了下面这封信：

“陛下：

“十多年前，由于贵国政府的决定，我被迫离开了法国。那以后，我曾两度获准前去巴黎。7后来，我进入法国的权利便一再遭到否定，然而我的一个女儿在巴黎受教育，我又有一幢房屋在那儿。

“因此我不揣冒昧，直接向陛下申请允许我进入法国，在巴黎停留一段必要的时间。我怀着希望和敬意等待您的批准。

“陛下，我可以无条件向您保证，我之要求前往法国，绝无丝毫政治目的。

“特此申请，恭候您的决定。

亚·赫尔岑

1861年5月31日

于伦敦西伯恩街

奥尔塞特大厦”

布拉尼茨基认为信写得干巴巴的，也许不能达到目的。我对他说，我不能改写，如果他愿意效劳，就请代为转交，但为了审慎起见，也不妨把它丢在炉子里。我们谈话时已在火车站，他随即走了。

但过了四天，我从法国大使馆收到了下面这封信：

“亲爱的先生：

“兹奉皇上命令通知阁下：皇上已同意您5月31日信上的要求，准许您在任何时候，凡需要办理您的事务时，进入法国，并在巴黎暂住。

“因此您可以在整个帝国境内，按照公认的规定自由旅行。

“向您问好。

巴黎警察局第一办公室

1861年6月3日于巴黎”

信尾的署名奇形怪状，歪歪斜斜，什么都像，唯独不像那位局长的姓Boitelle。

当天我还收到了布拉尼茨基的信。拿破仑亲王给了他下面这张皇帝的便条：“亲爱的拿破仑，我通知你，我刚才已批准赫尔岑先生8前来法国，命令给他办理入境签证。”

随着这一声“升起！”放下了十一年之久的拦路木终于升起了。一个月后，我动身前往巴黎。

2.在城墙里边

在加来，脸色阴沉、留大胡子的宪兵站在路障旁边喊着：“厄尔丁太太！”凡是从多佛尔坐船到达这儿的旅客，上岸以后，便被海关和其他检查机关人员赶进石造的大仓库，然后排成队，一个个通过路障进入法国。旅客走过时，宪兵发还护照，警官则用眼睛盯住你看，如果认为必要，便用话盘问你，直到他们满意，认为你对帝国并无危害时，才放你越过路障。

但是这一次，旅客们听到宪兵的喊声，没有一个人上前。

“奥格尔·厄尔丁太太！”宪兵挥着护照，提高嗓音又喊了一遍。还是没人答应。

“怎么回事，没人叫这个名字不成？”宪兵喊道，重新看了看护照，又喊道：“奥格尔·厄尔丁小姐！”

直到这时，一个十来岁的女孩子，也就是我的女儿奥莉加才猜到，那位秩序的保卫者声嘶力竭地喊叫的便是她的名字。

“到这儿来，把你的护照拿去！”宪兵恶狠狠地命令道。

奥莉加拿了护照，靠在迈森布格太太身边，小声问她道：

“这是皇帝吗？”

这是1860年她遇到的事，可是一年以后我的遭遇更坏。我不是在加来的路障（它现在已经没有了）旁边，而是在每个地方：在车厢内，在马路上，在巴黎，在外省，在家中，在梦中，在不做梦的时候，都看到有一个留长胡子的、胡子的每一根都涂了蜡的皇帝站在我面前，把他没有光线的眼睛、没有声音的嘴巴对准了我。不仅宪兵按照自己的地位有点像皇帝，使我想起拿破仑三世，而且所有的士兵、店员、茶房，尤其是火车和公共马车的管理员，都像一个个拿破仑。正是在1861年的巴黎，在市政厅（1847年我还充满敬意地瞻仰过它）前面，在圣母院前面，在爱丽舍田园大街和所有的林荫道上，我才真正领会了大卫王在《诗篇》中怀着谄媚的绝望心情向无所不在的耶和华诉说的话：不论他跑到哪里，他都无法躲开他：“我到水中，你在那里，我到陆上，你在那里，我到天上，你自然也在那里。”9我走进黄金酒家吃饭，拿破仑的一个化身马上会出现在餐桌对面，围着餐巾要调料；我上剧场，他又坐在同一排位子上，可能另一个还会出现在舞台上。我为了躲避他到了城外，他又跟着我来到了布洛涅树林那边，上装钮子扣得紧紧的，涂蜡的胡子尖翘得高高的。哪里没有他呢？在马比耶咖啡馆的舞会上？在马德兰教堂做弥撒的时候？不过哪怕在这些地方也是一定能见到他的。

“革命体现在人的身上”，这是梯也尔时期的空头理论家和路易-菲力普时代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们心爱的一句口头禅。这里的情形更为玄妙：“革命和反动”，秩序和混乱，前进和倒退，都体现在一个人身上，而这个人又反过来体现在一切行政机构中：从部长到乡村警察，从议员到村长……像步兵一样分布在陆地上，像舰艇一样分布在海洋上。

这个人不是诗人，不是先知，不是胜利者，不是怪物，不是天才，不是学者，只是一个冷漠的、沉默的、忧郁的、难看的、工于心计的、顽强不屈的、枯燥乏味的“既不胖也不瘦的中年绅士”10，资产阶级法国的资产者，命运的宠儿，一个伟大人物——伟大平民的侄儿。他在自己身上集中了民族性格的一切突出方面，人民的一切愿望，使它们归结为他一个人，正如高山的山峰或金字塔的尖顶构成了这些庞然大物的终点一样。

在1849年和1850年，我对拿破仑三世还认识不清。当时那些民主主义的漂亮词句迷惑了我，使我不能准确估价他。111861年是帝国最美好的年代之一，一切欣欣向荣，一切都处在平衡与和谐的状态，服从于新的秩序。不同的政见和大胆的思想恰到好处，可以造成必要的阴影，增加一些辛辣的香味。拉布莱12非常聪明，故意用赞美纽约来抨击巴黎，普雷沃-帕拉多尔13则用赞美奥地利来挖苦法国。米赖斯事件14遭到了不指名的批评。可以对教皇进行不公开的咒骂，也可以对波兰解放运动表示一定程度的同情。有的团体内投石党15精神蠢蠢欲动，正如40年代我们一些老朋友在莫斯科的高谈阔论一样。甚至在名流中间也出现了心怀不满的人，他们有些像我们的叶尔莫洛夫16，但都是文人，如基佐。其他一切也都遭到了指摘。但谁也没有抱怨，大家甚至欢迎这种休闲状态，就像经过谢肉节七天的大吃大喝之后，在四旬斋第一周吃到洋姜和蔬菜，还会觉得别有风味。那些对斋期的素食感到不合口味的人，很难领会这种乐趣，但他们离开了或长或短的时期以后，便会带着被矫正的口味从朗贝萨或马扎斯监狱回来。“伟大的军队”17已被伟大的警察所取代，它遍布各地，无时不在。文学界风平浪静——在从前波涛汹涌的海洋上，只剩了拙劣的船夫在悠闲地摇着拙劣的小船。庸俗的戏剧占领了所有的舞台，使人看后回到家中便昏昏欲睡，到了早上又由空洞无物的报纸继续发挥这种作用。从前意义上的新闻界已不复存在。重要的报刊不是代表观点，只是代表利润。伦敦报纸的社论是用精炼的、朴实的文字写的，正如法国人所说，是“有血有肉”的，读惯它们以后，看到法国的社论，便觉得难以卒读。它们没有内容，只有华丽的辞藻和老生常谈，那些虚张声势的高调不仅可笑，而且由于明显违背事实，更令人作呕。人们却照例要多灾多难的民族把希望寄托在法国，认为它依然站在“伟大运动的前列”，依然是给世界带来革命、自由和1789年的伟大原则的那个法国。反对派已龟缩在波拿巴主义的旗帜下。这只是深浅不同的同一颜色，它们的差异与水手表示中间风向的符号差不多N.N.W.，N.W.N.，N.W.W.，W.N.W.……波拿巴主义有疯狂的、激烈的、温和的之分，还有君主主义的波拿巴主义，共和主义的、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波拿巴主义，和平的、战斗的、革命的、保守的波拿巴主义，最后，还有罗亚耳宫的波拿巴主义和杜伊勒里宫的波拿巴主义18……每到深夜总有一些先生奔走于各个编辑部，如果发现报纸的指针过于偏向北、东或西，便赶忙把它拨正。他们按照警察局的时钟校正时间，删改、补充和拼凑下一期的版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