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为航船喝彩！（第2/4页）

回到欧洲，我去一位名医那儿看诊。“如果你不时地感到这个世界太压抑，吃一片这个。”他边说边给了我一些百忧解。自那时起，那盒药便一直伴随着我，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和我的护照、支票簿和驾照放在一起。我一直没打开过。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似乎成为一种护身符，恰如明师给的神油，或是新加坡萨满道士给的绿色纸条。我一点也没想过它在未来某一天可能会有用。

黑暗中，船继续向前突突地行驶着。我盯着夜空，贪婪地呼吸着夜晚新鲜的空气，感觉整个星空都在自己的心里。如果那被称为抑郁的潜伏着的怪物想现身，它将没有容身之处。为船喝彩！

临近午夜时分，我们的船经过新加坡。远眺之下，那座堪称完美、气候闷热的城市在地平线上成为一道模糊苍白的光影。

我是船上唯一的西方人，因此我的出现引起了其他乘客的注意，其中有个上了年纪的中国人，他发现我也会中文，便主动带我去向另一个中国人卖弄。那是个高瘦、外向的印尼青年。他凑过来，照惯例问道：“你来自哪里？”我很快反问：“请告诉我，你信明师的法术吗？”被如此一问，他尴尬得大笑起来，亚洲人经常这样。

片刻之后，他便跟我分享他的经历。在十五个兄弟姐妹中，他是老大，有五位已经因病（胃病、热症、哮喘）去世。突然有一天，家里的一大笔钱不见了。他父母怀疑是那个捡来的儿子兼仆人偷拿的。我的年轻朋友和他妈妈一起去明师那儿寻求帮助。明师在他们面前摆了一只碗（真像我小时候在佛罗伦萨的碗啊）。碗犹如一个电视屏幕，出现了一些画面。他们看见那个男孩进房间拿走了钱。他们与那个男孩对峙，他承认并归还了钱。

“有没有可能是你和你妈妈把你们的怀疑投射在碗里的水上？”我问他，“如果是一个陌生人拿的，你们还能在水中看到吗？人应该不能臆想一个陌生人吧。”他面露惊讶之色，无法理解我为什么还没明白。

过了好久，我们的船才开始穿过马六甲海峡。这是我在吉隆坡时特别渴望看到的。但是，马六甲海峡看起来一点也不像真正的海峡：放眼望去，目光所及只有一边海岸，大部分时间，两边的海岸都看不见，让你有种在茫茫大海中航行的错觉。

船上的第三餐起，我开始有些厌烦宗教上的包容：我们几乎每天都以寡淡无味的白菜土豆汤填饱肚子，配上一大盘白米饭以及一小块炸鱼。看来，所有印尼人都被要求信仰一种神，提倡尊重各类众神，一点也不利于船上的饮食。

我们准时到达苏门答腊岛东部的巴拉望[6]，船上的大喇叭又开始大声播放同样的忧郁曲子。码头边停靠着锈迹斑斑的船，船上飘荡着不知名的国旗，准备装运该岛臭名昭著的财富——橡胶。

巴拉望到棉兰市中心有二十多英里，我坐上摩托车牵引的拉车便出发了。这次，我感觉自己的第一印象没错：苏门答腊岛挺富裕的，不过穷人也很多。一路上，我看到肥沃的棕榈树种植园。在尘土与成堆的塑料袋中，坐落着种植工人那充满恶臭的窝棚。这群人在哪里定居，教堂便会应运而生。我一时兴起，想数一数一路上到底有多少座教堂，很快我就数不过来了。所有教派的教堂都有。同样，这也是市场要求的结果：因为法律规定每个印尼人必须信仰一种神，商人趁机开发灵魂上的商机。有浸信会教徒、神赐派、福音主义者、基督再生论者，等等。就政府而言，传教士越多越好。

我在棉兰城待了四天，计划约见一些有名气的中国人，与其他地方一样，他们都把握着这里的经济命脉。不过，在开始工作前，我去了一趟印尼国家船运的办公室。我问负责人，那艘我没上成、从棉兰开往雅加达的游船怎么样了。他疑惑不解地看着我：“什么都没发生啊，先生。为什么要这样问呢？”

所以，那艘船没有沉，我的预感是错的。这样也好，不然我可能一直充满着对未来生活的恐惧。虽然这样说，人还是会怀疑这就是一个不好的预感，一旦这种预感最后证实是对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甚至百万分之一的几率），必然会加重人们的疑虑。举反例倒是简单得多，不过也没什么意思。这跟占卜是不是很像？

我游玩的这段时间里，斯里兰卡的总统拉纳辛哈·普雷马达萨被炸弹炸死了。这极有可能是刺杀印度总统拉吉夫·甘地的泰米尔猛虎组织干的。众所周知，普雷马达萨的团队里有一些著名的占星师及神秘学专家，其反对者甚至在议会上直接谴责他依赖这群人来决定国家相关决策。难道这群人里没有一个人警告他吗？没有一个人提醒他吗？有。我读的棉兰报纸上说，有个不属于总统常规团队一员的占星师曾去看他，并提醒他在4月14日到6月初要格外小心。他说，那段时间总统不能出行或在公共场合露面。他是对的。但其他一众人呢？总统经常咨询的那群人呢？那些在年初说总统今年会身体健康、财源滚滚、幸福一生的人呢？跟轮盘赌一样：总有一些玩家将赌注压在幸运数字上，可是，每一轮的胜者你都无法预估。

棉兰城于我也是一大宝地，在这里我可以抓住很多线索，听一些有价值的故事。在棉兰，一个华人向我展示了一张张阿辉家族的老照片。实际上，张阿辉是这座城市最初的建设者。19世纪末，他身无分文地从中国到了棉兰，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便拥有八百处地产、十五座种植园、一家银行，垄断鸦片生意，还有一座现已废弃，但仍富丽堂皇的房子。1908年，张阿辉娶了一位年仅十六岁的漂亮姑娘；他于1921年去世。去世前几年，他热衷于公益，建设医院、学校、庙宇。这张照片是1927年拍的，照片中间是窗户，二十多个家庭成员按长幼顺序依次排好。第一排有个个子高出许多、表情恬然自若的白人青年。

“这个人，他是谁？”我问道。

“一个意大利人，说来话长。”他说。我花了两个小时才听完他的故事。他名叫彼得罗·毛里奇奥·伦戈，1899年出生，是一名网球运动员、自行车手兼赛车手。当时，他在日内瓦的一间夜酒吧跳舞，在那儿认识了张先生年轻的遗孀——她每年都要带着得了结核的孩子去瑞士，那里的空气更优质。1927年，伦戈来到棉兰当她的“秘书”。这位优雅的绅士奠定了整座城市的流行基调，他将骑行介绍到这里，并组织举办了岛上第一场自行车赛。1959年，五六十岁的他结识了一位非常靓丽的爪哇姑娘，与其结婚，婚后改信伊斯兰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