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第3/10页）

5.拉莫托夫斯基案最终的判决如下：约瑟夫·赫扎诺夫斯基、马里安·日卢克、切斯瓦夫·劳丹斯基、文岑蒂·高希茨基、罗曼·扎瓦兹基（Roman Zawadzki）、亚历山大·沃耶夫斯基（AleksanderŁojewski）、欧根纽什·希里维奇（Eugeniusz Śliwecki）和斯坦尼斯瓦夫·歇拉瓦被判无罪；卡罗尔·巴登被判死刑；耶日·劳丹斯基被判15年有期徒刑；齐格蒙特·劳丹斯基、瓦迪斯瓦夫·米茨尤拉和贝莱斯瓦夫·拉莫托夫斯基被判12年有期徒刑；斯坦尼斯瓦夫·泽耶尔和切斯瓦夫·利品斯基被判10年有期徒刑；尤瑟夫·日卢克、安东尼·涅布日多夫斯基、瓦迪斯瓦夫·多布若夫斯基（Władysław Dąbrowski）、费利克斯·塔纳茨基和罗曼·高尔斯基（Roman Górski）被判8年有期徒刑。

档案记录中包含了一些令人费解的矛盾之处，这些分歧点都是关于究竟有哪些人出席了庭审。在拉莫托夫斯基案的庭审记录中，我们发现了一份手写的《主案调查书》（Protokół rozprawy głównej），是一位法庭速记员姆罗茨考夫斯卡（Cz.Mroczkowska）在1949年5月16日整理出来的。在这份文件中，我们读到了这句话：“庭审期间，所有被告人都在场。”这句话后紧跟着一个20人的名单，包含每个被告人的个人信息（MC,SOŁ123/200—202）。另一方面，在沃姆扎安全部的“控制—调查”档案中，我们找到了《关于庭审的进行与结果的报告》（Raport o przebiegu i wyniku rozprawy sądowej），该报告的递交日期正是《主案调查书》日期的后一天，即1949年5月17日，由沃姆扎地方递交给更高一级的机关，比亚韦斯托克省安全部。这份报告只列出了16个被告人的名字。除此以外，这张名单提到了亚历山大·亚诺夫斯基（Aleksander Janowski），此人仅作为证人出庭过（他起先于1949年1月8日被捕，但随后从防御性拘禁中释放）。然而，最重要的一点是，两份文件结果是有所重叠的—对于谁被判有罪，获判多少刑期，这两份文件所提供的信息是一致的。

对于如何解释这些分歧，我感到很茫然。于我而言，一份公开备案的庭审记录应该比一份秘密警察报告更可信。到头来，这种信息上的矛盾可能只是又一个暗示：耶德瓦布内屠杀案的审判只是走走形式，安全警察只是草率对待，因此他们并没有在意这些细节。

在此也应该简略一提约瑟夫·索布塔案。在拉莫托夫斯基案审理期间，索布塔已经在接受调查了，但他没作为被告出庭，是因为他当时正在接受精神病治疗。很显然，沃姆扎安全部（UB）不想延后开庭时间，因此在1949年3月24日告知检方，索布塔一出院，他们就会逮捕他。

索布塔的精神病很有可能是装出来的。出院之后，他并没有被捕；相反，他在沃兹市（Łódż）定居，在那里经营一家商铺，后来他因试图贿赂国家公务人员而被判罚12个月的劳动改造。1953年，两位精神病医生鉴定了他的精神状态，评估他是否有能力出庭。在医学鉴定的过程中，索布塔无法说出他先前被控告的罪名。当被问及他何时离开劳改营时，他答道：“当大门打开的时候”，因此总体上给人留下了一种他精神受损的印象。但两位医生认为他有能力出庭（MC,SWB145/205）。在他接受调查的过程中，他照例坚称自己什么都不记得。但对有一件有可能让他陷入严重危机的事—许多证人指出，在耶德瓦布内大屠杀期间，他是摧毁列宁纪念碑的主要煽动者—他编了一个非常聪明的谎言（MC,SWP145/267—270）。基于索布塔案和1949年拉莫托夫斯基案的多份证词，我很确信他是那次集体迫害行动中最积极的参与者之一。但他为何被判无罪了？

1953年，索布塔面临着两桩起诉。他被控“参与将耶德瓦布内中几百名犹太人活活烧死，此举也说明他在1941年6月22日至1944年6月期间协助了德国希特勒政权；他还被控为德国宪兵队指认了民兵组织的一位工作人员、波兰共产党的一位成员，谢斯瓦夫·克鲁品斯基（Czesław Krupiński）（或姓库比茨基[Kupiecki]），后者后来遭德国宪兵杀害”（MC,SWB145/199）。比亚韦斯托克省的调查官维克多·乔姆奇克（Wiktor Chomczyk）在1953年10月2日得出调查结论：无理由以“为德军指认谢斯瓦夫·库皮奇，一名苏据时期（1939年9月至1941年6月，耶德瓦布内属于受到苏联统治的波兰领土）的前民兵”为罪名起诉索布塔。在此之后，整个案子立刻失去了推进力，索布塔也很快就被无罪释放了（MC,SWB145/274）。很显然，如果没有更恶劣的罪行，在战时“参与将耶德瓦布内中几百名犹太人活活烧死”，并不是一个值得斯大林主义司法机关提出正式控诉的罪名。

6.为什么被告人早前会说漏嘴，而不去，比如说，将罪名推给德军？首先，一个人在被抓时总会感到震惊，在被警察盘问时也总会感到惧怕。其次，在这起案件中，被告人并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因为大屠杀已成为一个公开的、公众的事件，人人都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他们不可能肆无忌惮地向沃姆扎安全部的调查官说谎，后者也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如果他们胆敢说谎，调查官肯定会殴打他们。因此，他们自然只能尝试淡化自己在这起事件所扮演的角色。但这起事件的总轮廓是无法被否认或恶意歪曲的。

7.MC,SOŁ123/2.

8.MC,SOŁ123/296.

9.我想到的不仅是苏联所谓的“大清洗”（Doctor’s Plot），或捷克斯洛伐克的鲁道夫·斯兰斯基（Rudolf Slánský）案的反犹背景，而是从那时开始自莫斯科辐射出去的意识形态浪潮。尼古拉斯·韦特（Nicolas Werth）在他发表于《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比较历史与记忆》（Stalinisme et nazisme.histoire et mémoire comparées）的一系列精彩论文中，曾论及此主题。“在1939年至1949年的这10年中，随着领土扩张、战争、占领地的苏维埃化的发生，共有约320万人民被驱逐出境。

大部分人是因族裔背景而被驱逐的，而不是像‘去富农化’（de -kulakization）时期那样按阶层筛选被驱逐者。”我要补充的是，那段时期中，很大比例的被驱逐者，是波兰裔的。“显然，敌人在第二次斯大林主义浪潮[即战后]中改变了他们的外表。这段时期的特征即不合时宜的、倒退性的蒙昧主义，比如反犹主义（在第一代布尔什维克领袖中，这种思想已经几乎不存在了），以及仇外心理，这种情绪在对‘伟大祖国俄罗斯’的赞颂这种形式中以各种不同的行为表现出来。这个时期，人们以族裔为标准，来定义共产主义的主要敌人”（Nicolas Werth,“Logiques de violence dans l’URSS stalinienne,” in Stalinisme etnazisme,histoire et memoire comparées,ed.HenryRousso,[Brussels:Editions Complexe,1999],pp.122,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