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大战揭开序幕（第4/6页）

“他知道，他赌输了，不再有隐瞒真相的力量了。他的身体状况看上去很不妙。从他的卧室到地下避弹室里会议室的路上，他步履沉重，行动迟缓，上身往前倾，吃力地朝前拖动着双腿。他缺少平衡感，走上短短的一段路（二十至三十米）就要停下来，就得在摆在墙两边的某张长凳上坐一会儿，或者是拉住正和他说话的人。他的两只眼睛布满了血丝。尽管所有呈送给他的文件都用特别的‘元首专用打字机’打印，字体是通常的三倍大，他也要用高倍度的眼镜才能看清楚。他的嘴角还常常有口水流出来……”

像某些人清楚地感觉到的那样，希特勒的精力也在日渐衰退。当他开完夜间的形势分析会，大多在早晨六点左右回来时，就一屁股坐到沙发上，给他的某一名女秘书口授关于这一天的相关指示。秘书一走进房间，他就吃力地站立起来，一名女秘书这样写道：“然后又疲惫不堪地坐回到沙发上，勤务人员过来帮他把脚抬高，让他坐得舒服些。他筋疲力尽地坐在那儿，嘴里念叨的只是：巧克力和蛋糕。他对蛋糕的渴求简直到了病态的地步。以前他最多只吃三块，现在他让人往盘子里装上三回，每回都要装得满满的。”另一名女秘书常常抱怨他的说话特别单调乏味：“从前，他无所不谈，充满着激情，可在最后几个星期里，只是谈论狗和训狗方面的事、饮食问题，然后咒骂这个世界的愚蠢和沦落。”

只有在客人来访时，他才从迟钝的感觉中找回自我，重新赢回他那咄咄逼人的力量和说服他人的能力。他经常回首往事，借用某一英勇善战的部队首长的名字，或是其他一桩掷地有声的不起眼小事，来为自己和客人鼓起新的勇气。他会抓住偶尔提及的词语，编造出已经征召了大批军队的胡话来，说它们已经在路上，在决定战争成败的这场战役中守卫首都的大门。俄国人只是用些“强盗士兵”来打仗，然后他告诉大家说，他们所吹嘘的优势，是“成吉思汗以来最大的恫吓”。说着说着就说到了“神奇武器”，说它将带来转折，羞辱所有胆怯的人。

尽管日复一日地虚弱不堪，但希特勒直到现在也没有把战争的领导权拱手让人。历史性的使命感和高度集中的意志力两者混合，总是让他再次精力充沛，而吞噬着他的猜疑也是一种激励：他总在猜想，他的将军们会出他的丑，甚至会让他的保健医生莫雷尔大夫对他催眠，将他拉出柏林示众。尽管在总体上他仍有着自控能力，但有时会莫名地暴怒。有一次，他大发雷霆，两个拳头高高举起，浑身颤抖不已，对着他的参谋总长古德里安大声咆哮，后者在三月的最后几天里被他解职了。

他周围的人越来越少。住在地下避弹室的某个人，曾有几次看到他一个人沿着窄窄的楼梯，费力地往通向花园的出口处爬，但爬到一半时就气喘吁吁，只得转身返回。他还常常来到位于走道中段旁边的盥洗室，那儿放着养狗的狗笼。他表情怪异，总要在那儿和他的母狼狗及五只幼犬玩上好长一段时间，四月初，他把它们全给扔了出去。

外面，数米厚的混凝土围墙的另一边，接近尾声的战争仍在肆虐，人们精疲力竭、备受苦难，害怕遭受报复。这个政权的宣传机器喋喋不休地抛出的铿镪有力的言辞，没有一句能掩盖现实，消除持久的对死亡的恐惧。虽然来自信仰源头的整套东西、荣誉、忠诚在少数人那里还在起着作用，但是这样一些感情洋溢的套话，已使广大的民众将信将疑。人们只要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或是在临近尽头时又恢复了识别能力，就不再会相信能挺过去的口号和来自地下避弹室的指示。在这些指令中，帝国视自己为孤胆英雄，反抗由世界犹太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和财阀统治组成的新“天启骑士”，发誓要捍卫幸福和因地位丧失而失去的荣耀，并再一次赞美那种理想化了的对生存的鄙视，这种鄙视在过去的岁月里曾对德国人的性情产生了阴暗的吸引力。所有阵地都遭突破的前线，防御手段的欠缺，以及无休无止的担惊受怕，使人觉得这些话是多么的空洞乏味，但这是这些公告所特有的语言。“为我们的道德报仇！仇恨是我们的天职！”一则保卫口号这样说道，“勇敢和忠诚，自豪和无畏，我们将把我们的工事变成那帮苏联人的万人墓地……我们与你们一样知道，日出前的时分总是最黑暗的。想一想吧，当你们在战斗中鲜血滴进双眼，周围是一片黑暗时，就是这番情景。不管发生什么情况，胜利总是属于我们的。打倒布尔什维克分子！元首万岁！“

苏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后，希特勒发布命令，把所有可使用的部队都投入到了东线，在奥得河一线设防以保卫柏林，从那以后，柏林城里就几乎没有具有作战经验、有足够装备的部队了。负责保卫这座在二月一日就被宣布为战斗堡垒的城市的指挥官，赫尔穆特•莱曼中将，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说，他需要至少二十万久经沙场的作战士兵。而实际上，他只有不到一半的兵力可以调用，而且是由一支坦克军的残部、一个守备团、各兵种临时凑在一起的散兵游勇和约四十个人民突击旅拼凑起来的，这些突击旅里，大半是已退休的老者和近四千名未成年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另外还有几支部队，以及部署在城区的高炮部队，但集中到柏林来的党卫军和警察部队不属他的管辖。对于莱曼要求增派兵力的所有请求，希特勒只是搪塞说，如果要进行一场柏林大会战，是会有足够的部队、坦克和弹药可供调配的。

糟糕的是，从来没有制定过一个步调一致的防御计划。凡需要长时间和卓有成效的合作之处，只得视具体情况匆忙地临时做出安排。再者，莱曼发现自己不停地被卷入有关指挥权限的争吵之中。一会儿是陆军元帅凯特尔领导下的德国国防军总司令部发来指令，一会儿又是参谋总长克莱勃斯，有时也会是海因里希发来命令。这还不算，希特勒还时不时地用变幻无常的灵感来打断这一个又一个的命令，以致这位守卫柏林的指挥官从来都没真正搞清楚，他到底该听谁的。

组织工作的混乱还因戈培尔的干涉更加雪上加霜，他作为柏林的行政头目，同时还兼任着帝国防务专员的职务。他作为“全面战争”的鼓吹者一次又一次地受挫于来自各方的责难后，现在觉得大展身手的机会已经来到，并在不久前刚获得希特勒的同意，着手组建妇女大队。在商讨构筑阵地和派遣兵力等问题上，他争风吃醋，坚持由他一人独自负责城市的保卫工作。特别明显的是他把莱曼也视作他的部下，在所有的磋商会上，他都强调指挥官应该到他的办公室汇报情况。相互矛盾的权限重叠，人员的经常变动，令出四处，以及对现有力量和物资的情况缺乏了解，这整个乱了套的情势变得一团糟，与其说是使保卫城市成为可能，还不如说是妨碍了城市的保卫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