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必然产物或浩劫：德国历史中的希特勒（第2/3页）

希特勒利用了这一情绪和三十年代初持续上涨的愤恨，在全国各地控诉这一危机，同时又竭尽全力去激化这种危机。它是他取得政权的可靠保证。如果不考虑他是在这个民族遭受心理创伤的时期获得成功的这一因素，那么就不能寻根问底地回答他为什么能崛起的问题，这个问题提出了无数次，但至今仍未能找到满意的答案。此外，他和他的运动所吸引的群众，完全不同于那些糊里糊涂逃离不幸的魏玛共和国的人们，正如一位拼命捍卫它的人所说的那样，他们逃离的是“戴着一顶滑稽帽的国家”：被外部力量驱来逐去，成了内部为数众多的、对存在的共和国有的只是蔑视和憎恨的联合起来的反对派的笑柄。

这是妨碍人们意识到深刻道德决裂的一点。在今天，当无数的观察家们在了解了一九三三年的政权后来所犯下的暴行后，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人们没有或很少感觉到这一点。但要更准确理解这一过程的话也需明白，几乎没有一个亲身经历者能对正在上升的极权主义专制做出合适的判断，判断政治权利剥夺、专横和暴力在属于领先的高度文明国家之列的这样一个国家会达到何种程度。即使是新当权者的反对者们，也不会想得那么远。大多数人只是设想会出现一个像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般的独裁政体，像每个人都知道的那样，火车会再度准点开出。在经历了魏玛的混乱后，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几乎每个人都希望许多德国的“准点”重新归来，他们已经很不耐烦地等了将近十四年的漫长时光了。

但属于德意志特色的最为重要的，无论做何种评价都不会过高的因素是希特勒本人。所有从历史和社会中得出的惊人结论和分析，最终都要回归到他这个人身上，也不能不考虑他个人的一生，正是他的一生给了众多事件以决定性的推动。在战争间隙的这段时间内，在同样遭受类似喧嚣的国家里，没有任何一处产生过在演说才能方面能与希特勒一比高下的领袖人物，没有任何一处产生过具有相似组织能力和战术天赋的这样一个男人，也没有谁像他那样的极端和激进。

然后才可以说，完全可以把希特勒与某些强权政治方面的遗愿联系起来，这些遗愿或是很早或是最近的：比如可以与这一想法联系起来，即这块大陆的东面，是自然的，仿佛是为帝国准备着的有待垦殖的生存空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关于战争目标的辩论中，确实也要求将居民迁移至狭长延伸地带，以进行“民族的田亩归并”。同样地，希特勒怀有“理想的”结盟想法，就是与大不列颠帝国建立起紧密的联系，以便与英吉利海峡另一边的这个日耳曼“堂兄弟民族”一起，以“主宰世界的强国”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至少把轮廓定下来，就像某些先前就考虑好的事情一样。

自然，摆在德国政治家们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消除《凡尔赛和约》的影响，这一想法，同时也是希特勒在争取那些年迈的、对破碎了的大国梦痛心疾首的领导阶层时的突破点。一九二六年德国国防军给外交部的一份备忘录中，陈述了德国外交应追求的中期目标：首先是收复莱茵兰和萨尔地区，然后是打通连接帝国和东普鲁士的波兰走廊，夺回波兰的上西里西亚地区，并吞奥地利，最后占领非军事区——撇开排列顺序不看，这些都是希特勒在三十年代所奉行的外交纲领。这些团体认识到这个纳粹党的领导人，尽管他喜怒无常，举止与痞子无异，但却是一个能人，似乎有能力实现他们对修正这一切的要求。总之，没有人像他那样懂得去利用《凡尔赛和约》，利用处处弥漫着的受人侮辱的情感，跨越了种种障碍，使它们成为发动整个民族的有效手段。

他的支持者和帮凶们没有想到的，或许根本没有意识到的，是希特勒的果断，他们没能从根本上去理解他那由幻想和“冰冷的”算计奇特地掺和而成的想法。他有关战争、世界新秩序，以及建立直至乌拉尔山脉，甚至更为辽阔的庞大帝国的长篇大论，并不像他们所猜测的那样，只是情绪冲动时的灵感闪现。他们想克服由战胜国带来的“屈辱”，并想要收回老的疆界，尽管也带些附加条件，可他的政策目标既非老的也非新的疆界。他想要得到的，是新的空间，要去占领数百万平方公里的疆域，就像他在某些场合提到的那样，是在人口稀少的地区来一场“魔鬼的杰作”。其背后是对空间的渴望，是一种贪得无厌，每一次获得的土地只是下一次推进时列队前进的前沿阵地。

许多看法认为，即使是这些想法也没能割断历史的延续性，因为它们原则上已由泛德意志协会和一九一八年鲁登道夫的东进计划提了出来。但确实与这关联搭不上边的，是希特勒给这些想法注入的思想酵素：世界生了病，种族受到了毒害，为了“拯救地球”要进行彻底的屠杀和血液的更新。这样，就产生了一种东西，它超越了所有迄今为止被称为帝国主义贪婪性的单纯的东西：一个种族的乌托邦，它将开创一个世界的新纪元。这一理想的社会，有待于数百万有着种族觉悟的、团结起来了的人们通过斗争去获得和实现，他们应坚定不移地遵从历史的使命，去占领广泛的区域，灭绝所有的“劣等种族”，或是将他们分成各自独立的等级：他们是“新人”，不停地在平整土地，在破坏，在迁移，他们聚集在运河岛上“力量来自欢乐”休假组织的大众旅馆里，挪威海岸边的狭湾里，克里米亚半岛上，大家一起又唱又跳，寻找着完成历史重托前的轻松。这是与世界上已定下了的所有规则决裂，人们在事后仍成为这个政权宣传机器的牺牲品，因为说它有着革命的因素，但其实并非如此。这怪异的宣传有着它自己独特的来源。无论如何，都从来没有人想得如此之远，也没想到会如此荒唐可笑。所以并没有通向什么地方的连接线，肯定与俾斯麦、腓特烈大帝无关，与中世纪的皇帝们更是扯不上边。

希特勒与每一位可以想到的前人相比，尤其缺少的是超越个人的责任感，缺少忘我的献身精神和历史风范。他带着一种史无前例的以自己为中心的想法，正如阿尔贝特•施佩尔在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八日的信中指责他的那样，把国家的安危与自己的一生等同起来。开始时更多的是莽撞和轻率，从一九三六年收复莱茵兰，当时他在二十四个小时里因担心自己的命运而浑身颤抖不已，到一九三九年春占领巴黎，末了他承认说，他只是个赌政治的赌徒，押上了“所有的东西”，但输了个精光。他的背后是空空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