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投降（第2/5页）

直到这道命令下达以后，杂乱无章，就像义勇军般组织起来的继续抵抗行动才得到了停止战斗的信号。在前一天，戈培尔和鲍曼终于向邓尼茨通告了希特勒的死讯。四月三十日晚只是错误地通知他，他除取代已被解职的帝国元帅外，还被任命为元首的接班人。事实上，希特勒只是将帝国总统和德国国防军最高指挥官的职位托付给了他，而不是总理的位置。支配戈培尔和鲍曼的指导思想，不仅仅是要尽可能长时间地保守希特勒已死这一秘密，而是他们两人采用欺瞒手法在继续着惯常的权力争斗。因为两人担心，同样逃往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希姆莱，有可能利用戈培尔在柏林完全丧失了行动能力这一事实，逼迫邓尼茨，让后者任命自己为总理。他们估计，只要这位海军元帅认为自己已被希特勒任命为总理，他就不会把这个职位让给他人。

无线电报发出以后，戈培尔就着手处理滞留下来的该由总理处理的事务。他找这个人或那个人谈话，在一些文件上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去结束他多年来一直写的日记。在日记的最后，他做了个类似总结性的回顾。在长达七页的长篇文章里，他为自己与希特勒奉行多年的政治，和自己作为摇旗呐喊的吹鼓手辩护。

大约一个小时以后，戈培尔走出他的房间，把手稿交给了他的国务秘书维尔纳•瑙曼，请他带出柏林，并在以后昭示后人。尽管这一死后的辩解没有公布于众，因为瑙曼把这几页纸，正像他所说的那样，在那些匆匆的逃亡日子里弄丢了，但从戈培尔多年来和在最后几个星期里奋笔疾书的文章里，至少是粗略地再现这份辩护词，应该不是很困难的。

这次，开头肯定也是一系列的辩解，用来为历来对他们行为的指责辩护。首先谈的是捍卫欧洲文化的愿望和对西方世界的严厉谴责，它出于对帝国的极度仇恨而无视面临的致命危险，把古老的大陆拱手让给了亚洲的蛮荒部落。最后是对自己队伍的批判，这个队伍不仅为旧阶层中不断的变节行为所削弱，而且没有能力去进行一场全面战争。所有这一切都伴随着高扬的争夺世界的画面，并因它们而变得激烈，这场争夺的一方是堕落的魔鬼般强国，另一方是以希特勒为统帅、为救世主的维持秩序和正义的一大群人。日记肯定是又一次提到宗教方面的转折和隐喻，在过去的几乎二十年里，他用它们来解释元首传奇，把元首说成是无比强大的。如果欧洲为布尔什维克所征服，就像他有时所做的那样，他称这为渎神的行为，在很短的时间里，人们就会渴求般地回忆起元首，因为他再一次选择了前往各各他（耶稣被钉死的地方）的道路，为拯救世界献出了生命。

晚上，玛格达•戈培尔来到她在地下避弹室第一进的住房里。她与希特勒的随行医生施图姆普费格大夫和党卫军卫生管理处副官库茨大夫见了好几次面，她想了解用什么方法让她的孩子既死得快又没有痛苦。她还让汉娜•莱契带一封信给她第一次结婚时所生下的儿子哈拉尔德•克万特，向他解释她做出如此决定的原因。她已下定决心，她写道，“用唯一可能的、光荣的方法来结束”她民族社会主义的一生。她继续写道：“你应该知道，我是违背你父亲的意愿待在他身边的，还在几个小时前，元首也想帮助我离开这儿。可我不想这么做。我们的美好理想破灭了，我在我一生中所看到的美丽的、值得钦佩的、高贵的和美好的东西，都随它而去了。在没有了元首和民族社会主义的世界里生活，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把孩子们都带到这儿来了。他们如果在没有我们的世界里生活太可惜了。仁慈的上帝会理解我的，如果我自己来让他们得到解脱的话。”她和全家能与元首一起结束自己的生命，是“命运的恩赐”，这是她从来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戈培尔简短地补充说，他和她是想做出一个榜样，如果能挺过可怕的战争，德国便能从这个榜样中重新振作起来。作为继子的他，不要为“这嘈杂的世界”所困惑：“谎言总有一天会不攻自破，事实总会战胜谎言。我们耸立于一切之上，纯粹、完美，这一天一定会来到……”

五月一日晚上，玛格达•戈培尔让孩子们上床睡觉，给每人喝了一口助眠酒，或许还给他们注射了吗啡，然后把他们的嘴巴掰开，往里面滴入了氢氰酸，施图姆普费格大夫在她的身旁，目睹了这一切。只有大女儿黑尔加，似乎有所反抗，她在前几天就不安地问起她和兄弟姐妹会发生些什么。不管怎么说，这名十二岁女孩身上的淤伤，表明是强迫让她喝下毒药的。玛格达•戈培尔回到地下避弹室，她的丈夫在等着她。她脸色发青，对他说：“事情办好了！”她跟着他回到他们的住处，一边哭一边独自一人摊摆起了纸牌。

一会儿，鲍曼和阿图尔•阿克斯曼也走了进来。玛格达•戈培尔请他们不要走。“我们就这样在一起坐一会儿，”她说，“就像战时通常所做的那样。”他们围坐在桌边，一度聊起了天，共同回忆起以往的岁月，说到那时的他们面对的敌人并不强大，因此心中充满着希望。可他们的回忆不时被地下避弹室的人们所打断，他们时不时地过来和他们告别。在此以前，他的副官，党卫军小队长冈特•施威格曼已答应戈培尔，安排焚烧他们尸体的事宜。

八点半左右，戈培尔突然立起身来，走到了挂衣帽处。他戴上帽子，戴上了手套，一言不发地和他的妻子一起，穿过站立在周围的人群，向地下避弹室的出口走去。玛格达•戈培尔胸前佩着希特勒的金色党徽，这是三天前希特勒授予她的。他们只是在楼梯下方停顿了一下，戈培尔对站在那儿的电话接线员罗舒斯•米施说了一句话：他现在不再需要他了。抬脚走时，他又补充说：“这出戏演完了。”

来到上面的出口处，夫妇俩稍稍停留了片刻，就在周围熊熊大火的映照中走向了一块空旷处。当施威格曼在楼梯间听到一声枪声时，马上示意在一旁等候着的党卫军成员，和他一起拎起好几桶汽油，沿着楼梯往出口处去。因为戈培尔曾叮嘱在焚烧前要确证他和他妻子是否已死，所以施威格曼叫来一名卫兵，让他往就躺在出口处旁的两具尸体上补上一两枪。这时来了几名传令兵，他们往尸体上泼汽油，然后燃起火来。火焰呼呼地升腾而起，一下子就把尸体笼罩住了。可在几分钟后火焰却熄灭了。但现在每个人都在想法跑出去，没有人再来关心这两具躺在帝国总理府花园内的焦黑尸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