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永无尽头的“持久自由”（第2/8页）

整个阿富汗在惊恐中进入1989年。1月12日至15日的贾拉拉巴德外围战，以阿富汗政府军的大败告终，贾拉拉巴德与喀布尔的陆地联系完全中断。代理城防司令贾马利打电话给纳吉布拉：“如果48小时内得不到援助，我们将炸毁武器库，然后向敌人投降。”

纳吉布拉也马上向苏联提出最后通牒：“我们已经全力以赴，如果莫斯科还需要我们，那么至少要帮我们把部队送进贾拉拉巴德，那里是我们双方共同的‘斯大林格勒’！”

苏联终于还是为阿政府军提供了援助。从1月17日至24日，苏联航空兵向贾拉拉巴德密集运送了3000吨面粉，外加2500吨军火和20套大型军事器材，运来的援兵更是不计其数。到2月15日，也就是最后一名苏军离开阿富汗之时，阿富汗政府军在贾拉拉巴德前线已集结了近8000人，初步建立起完整的战线。尤其是在2月初的一次战斗中，阿富汗政府军主动出击，夺回了被游击队占领的拉格曼谷地出口。游击队从巴基斯坦获得补给的通道受到了威胁。

尽管阿富汗政府军一度勇敢起来，但时间一长，内部不合、片面保存实力的顽疾却再度发作。当时尚在城里的苏联顾问加列耶夫发现，区区8000人的阿富汗政府军却分成正规军、内务部队和安全部队三大系统，经常出现属于不同系统的20—30人驻守同一地段，另一处阵地却空无一人的情况。为了守住城市，加列耶夫做出了巨大努力。他请求阿富汗空军和远程炮兵的帮助，先用密集的轰炸和炮击将处于进攻准备阶段的游击队击溃，同时抓住时间空当全力加固工事和运送物资。由于陆地交通被切断，守军所需的弹药、燃料和食品全部依靠空投。阿富汗政府军曾试图打通陆路通道，但援兵始终被游击队远远地挡在城外。

据当时身处贾拉拉巴德的苏联记者弗拉基米尔·斯诺格里洛夫回忆，阿富汗政府军“像男子汉一样”拼死抵住游击队一轮接一轮的猛攻。尽管陷入重围，政府军将领们也不顾危险，与士兵一起守在战壕里。

游击队方面虽然也不断得到武器支援，但这些习惯游击的武装分子对攻坚战完全没有经验，往往在密集火力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各游击队之间缺乏配合和联系，几次发生自己人打自己人的“误伤”事件。有的游击队攻进机场后却遭到其他游击队的炮击。攻城受挫的阿富汗游击队转而在多个省展开无差别袭扰，尤其是马苏德领导的游击队完全切断了海拉屯—喀布尔交通线在南萨兰戈的部分通道，试图牵制住阿富汗政府军的机动兵力，将贾拉拉巴德守军困死。

随着贾拉拉巴德战场出现相持不下的局面，美国向苏联发出照会，指责其暗中军援纳吉布拉，威胁要暂停对苏联的粮食贷款。无奈之下，戈尔巴乔夫指示苏联国防部在2月中旬停止供应武器，阿富汗政府军不得不启用之前储备的三个月应急物资。消耗储备无法持久，尤其是前线的阿富汗政府军官兵根本不讲武器开火程序和弹药消耗定额，他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敌人对着我们倾泻炮弹，我们还有什么定额可讲？”这一论调使弹药消耗达到了可怕的地步。

3月10日下午，贾拉拉巴德的旧城区和机场先后被阿富汗游击队攻占。纳吉布拉呼吁苏联立即恢复援助，尤其是加强贾拉拉巴德方向的防御力量。3月12日，苏联决定恢复军援，责成国防部组建6支车队，每队由100辆军用卡车组成，还动用运输机建立从塔什干到喀布尔的空中走廊，紧急调运军火，特别是几千套“什米尔”单兵云爆弹送抵贾拉拉巴德，顿时让那里的形势发生逆转。在阿富汗政府军精锐部队的反击下，游击队夺取的阵地不断丢失。3月12日，阿富汗游击队被迫放弃城中阵地，撤出城区，在外围继续包围贾拉拉巴德。

3月15日，阿富汗政府军动用苏联帮助组建的一个“飞毛腿-B”战术导弹营，对游击队基地和聚集地实施“斩首”。从没见过这种场面的阿富汗游击队员把来袭导弹当成演出，兴奋地观看导弹在天空中划出的弹道。最初的快乐过后，他们清醒过来——导弹会要了自己的命。阿富汗政府军的守城兵力渐渐增加到1.5万人，并在武器质量和兵员数量占优势的情况下开始发动反击。3月底，阿富汗政府军逐渐掌握了战场节奏。突入城内的游击队被逐渐肃清。来自空军的苏-17轰炸机和苏联民航的安-12、伊尔-76运输机的支援，让阿富汗政府军能够以火力优势粉碎游击队的集团进攻。

4月初，贾拉拉巴德战役基本宣告结束。阿富汗政府军守住了阵地，4500余名阿富汗游击队员阵亡。纳吉布拉趁机展开宣传攻势，宣布政府军从4月6日起停火，共度穆斯林斋月。他还约见了几个省的部落长老和宗教人士，阐明苏联撤军后游击队应停止“圣战”了，号召阿富汗全体民众支持民族和解政策。其实喀布尔政权内部已是众叛亲离，叛逃内讧时有发生。不过，在抵抗力量方面，各游击队组织也已经因宗教、政见和党派之争陷于严重的分裂境地。

抵抗运动内部的分歧不仅影响到军事行动的有效性，而且导致了各派间的火并。1989年7月，希克马蒂亚尔的伊斯兰党武装据称伏击了来参加军事会议的“潘杰希尔雄狮”马苏德游击队人员，打死30人，其中7人为指挥官。其后，两派之间爆发了大规模战斗，死亡人数达300人之多。由于在伏击事件上受到其他六党的谴责，伊斯兰党于8月断绝了与它们的联系，希克马蒂亚尔也于年底辞去了临时政府外长的职务。之后，临时政府曾呼吁伊斯兰党重返“七党联盟”，遭到后者的拒绝。

抵抗运动中的种种派系及其相互间的矛盾冲突反映出一个重要的事实，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阿富汗的社会经济变迁和国内潜在矛盾的表面化。对本身的社会经济乃至政治地位感到不满的阿富汗各个阶层、民族，都企图借助抗苏战争的契机来宣泄自己的愤懑，用行动来争取在未来阿富汗政治结构中的地位。考虑到阿富汗各地区间社会经济联系的薄弱和中央政府对地方事务的鞭长莫及，中下阶层及宗教、民族少数派的崛起意味着阿富汗内部分裂因素的增长。一些西方人士甚至公开预言，阿富汗将会四分五裂：东南部普什图人地区将并入巴基斯坦，北部少数民族地区将分别与前苏联的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合并，西部则将并入伊朗。这一前景当然是国际社会不希望见到的。

苏联撤军后喀布尔政权的继续存在和抵抗运动内部的火拼使国际社会感到震惊。美国开始考虑采用非军事手段解决阿富汗问题。1989年6月，巴基斯坦总理贝·布托访美期间，双方确认继续向阿富汗游击队提供武器，同时提出应通过政治方式鼓励在阿富汗建立一个有代表性的、和平的、不结盟的政府，以取代喀布尔现政权。这个方案实际上就是要求纳吉布拉把政权拱手让给“七党联盟”的临时政府。事实上，美国对“七党联盟”的运作方式也日益感到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