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瓦鲁班之一（第2/4页）

混战中，梅里尔准将通知利夫少校——中国人正在向你靠拢，可能在半夜接防。利夫少校看看了看表，发现时间是下午17：30。

日军的进攻到夜晚仍然没有停止。日军用重掷弹筒发动的攻击被美军用火箭筒压制住，但一些美军已经打完了自己的弹药，阵线开始混乱起来，不断有美军惊呼：“谁可以给我一个M1步枪弹夹？！”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一部分日军甚至逼近了梅里尔的指挥所。

美军出动预备队，将日军赶了回去。所幸，日军的弹药似乎也不多了，双方对骂的声音开始从逐渐稀疏的射击声中传了出来。

午夜2：00，梅里尔准将的命令来了——撤退，向总部靠拢，中国人会接替你们的阵地。

理查德森写道：“疲惫的美国士兵收起他们的装备，如同印第安人一样悄无声息地从他们守卫的阵地上开始后退。

那嘎族人的大象作用很大，当地那嘎族人提供大象给远征军，用作维护通信线路。

“就在他们防守的阵地后面一点，一队前进方向相反的士兵迎面而来，从美国兵的旁边走过，那是中国人。

“‘美国人，挺好。’（Megwaw, Ting Hao.）他们从美国兵身边走过的时候说，他们的意思是‘美国人活着撤下来了’。而一名中国指挥官则给了撤退中的美军另一种评价。‘你们的部队，’他说，‘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前进的距离，比大家过去一个月的都多。’

一个‘梅支队’的美国兵在和中国人互相敬礼之后，转向他身后的人：‘你知道，我简直想去吻他们，此时此刻，他们对我来说，看上去是那么的可敬可爱。’——有这种感受的，肯定不只他一个。”

在美军背后，传来了激烈的枪声和爆炸声，那是中国人开始战斗了。第二天早晨，在日军退去之后，梅里尔准将赶到中国人的阵地上，在他面前，是大约800具日军的遗尸。

从南皮尤和叩拜退下来的“抢劫者”部队的伤员，他们将被飞机运送到印度治疗，一名中国看护兵在照看他们。

根据中方史料记载，孙立人派出增援“梅支队”（“抢劫者”部队）的，是新38师的两个主力团——已经从新平洋战斗中恢复过来的陈鸣人第112团，和刚刚在太白家打了胜仗的赵狄第113团。新38师第113团第一营第6连连长蒋元这样描述了陈、赵两团的迂回作战：“赵狄上校率领第113团自太白家到瓦鲁班，沿途用斧头砍树，枪弹杀敌，通过杳无人迹的原始密林，越过荒僻的大奈河，穿过荒湖和林空，受到大雨的袭击，泥泞的阻碍，间或也受到饥饿的威胁，连克清南卡、恩藏卡等三十多处据点，进展180英里，攻到瓦鲁班的附近。右翼部队陈鸣人上校率领第112团也攻下了大林卡、丁克林卡等村落据点十多处，和左翼部队取得了联络，两路大军沿路都碰到敌军的伏击和顽强抵抗，健儿们不分昼夜，不怕雨热，英勇厮杀，切断了敌人归路。敌军18师团司令部，自孟关撤退至瓦鲁班无路可走，遂集中所有兵力向我军猛扑。这时美军一个加强营，被敌人冲杀伤亡惨重，无法支持，终于撤离阵地。而新38师113团由赵狄上校率领之第一、二营，迅速占领美军原有阵地，切断瓦鲁班至泰诺间的联络，击毙敌军大尉与中尉各一人，击毁大卡车一辆。瓦鲁班和泰诺的敌军，便再也不敢通过这一段公路相互往来了。”

这里面提到的美军加强营，就是利夫少校的第二营。泰诺是瓦鲁班附近日军另一个据点。新38师部队的增援到达后，日军对夺回瓦鲁班感到绝望，被迫停止了进攻。解围后，新38师接替了“梅支队”对瓦鲁班的防守。中国远征军老兵还有回忆，称在瓦鲁班的美军被救援时已成惊弓之鸟，曾对着援军乱开枪。在梅里尔准将的回忆中，美军并未狼狈至此，但也承认确有美军误击中国军队事件，造成4人负伤。梅里尔并在书中记录，3月6日，一名中国营长先于部队到达瓦鲁班与“抢劫者”取得联系。由于考虑日军可能增强对瓦鲁班的攻击兵力，梅里尔准将下令当晚将“抢劫者”部队撤出瓦鲁班，而将阵地交接给中国军队。由此可见，中方的记载大致是可信的。

不过，以丛林中迂回的速度来看，孙立人的部队能够在接到警报后，仅仅一天就到位，实现对梅支队的支援，显然是在接到史迪威命令之前，第112团和第113团已经潜入敌后。

是料敌机先？还是对史迪威这个穿插作战的新手不大放心而早做准备？这就不得而知了。

美军将这次战斗中阵亡的官兵，全部择址安葬在附近的一片竹林中。此战中阵亡的中国官兵墓地，则在这片竹林旁边的一个小山上。孙立人将军把这些没有能够带回家的弟兄们埋葬在山坡上向着东方的阳面，据说，那是可以眺望中国的方向。

正当我写到孟关之战时，驻印远征军老兵张少云先生的女儿，通过山东画报出版社的编辑朋友从台湾转来一封信。

她是看到《坦克装甲车辆·新军事》上连载的远征军征战纪实一文后，又找到笔者在《尊严不是无代价的》一书中关于孙立人将军的文章，而后给笔者来信的。

张女士在信中写道：“在孙将军麾下，远征军的战士为了抗击敌寇，血战异域。艰苦难言而胸怀故国之状，一笔‘军心似箭’道尽其中辛酸。六十载之后，国家还记得他们，实在让人感激莫名。”

惭愧，一部纪实文章，如何敢称“国家还记得”。

随信附来的，是一张光碟，标题是《常胜将军的悲剧故事——孙立人三部曲》。

打开片头，一段起于哀婉而渐渐雄壮的乐声，仿佛中伤之虎不失威严；一行“异域孤忠”的红色片头，仿佛归国之战中远征军弟兄们心底的声音。一幅幅老照片，令人难抑激情。

孙立人临终的话，“我对得起国家”。在那个家天下的时代，忠于国而非忠于一家私利的孙立人，一个清清白白的“忠”字，已经写尽了这位抗日名将的悲剧。

在一个国家政治昌明、国势强盛的时候，爱自己的国家是一种美德；在一个国家残破凋敝、政治昏暗，甚至随时可能让你“功到雄奇即罪名”的时候，依然用自己的心去爱这个国家，那就不仅仅是一种美德，而且是一种牺牲。

和张女士通了一个电话，获知了更多的情况。张女士在襁褓之中的时候，原是中学教师的父亲已经投笔从戎，其间偶有家书，对战争之后阖家团圆、晴耕雨读的日子充满憧憬。但是，张女士却从未见到自己的父亲归来。张少云先生是安徽淮阴人，从军于新编第38师，1942年追随孙立人将军入缅作战，1944年参加反攻缅甸之役，1944年7月在密支那之战中阵亡。张女士在成年以后才开始了解当时远征军作战和她父亲牺牲的经过，可惜由于年代久远，除了在记录远征军阵亡将士的《流芳录》中可以见到她父亲的名字，其他的情况已不为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