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 金融全球化与财富转移 中国军人学者与美籍华人经济学家的对话(第4/8页)

陈志武:

当然,我个人肯定反对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变相让美元贬值使美国国债的实际负担下调,变相转移其他国家以及广大投资者的财富。从另一个角度讲,中国也在这样做,2009年贷款9万多亿,2010年8万亿,2011年可能7万多亿。尽管官方现在是百分之五点几的通胀率,但是我们每个人感受到的物价上涨幅度不止百分之五点几,这也是在通过通胀转移老百姓的财富。

所以,买美国国债的人在做决策时,就应该也必须考虑到这个风险,把通胀风险溢价反映到你所要求的债权投资回报里。这样,当美国政府通过美元贬值降低其债务水平时,就不应该表现得很吃惊。债权是金融契约,任何契约交易都隐含违约风险,这是投资者应该知道的常识。

乔良:

但我认为问题的关键是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让债权人来负。因为首先你谈到可以不购买美国国债,而用中国的外储去购买其他资产的问题,但这可能吗?我们看到的是,且不说这些年美国政府通过“巴统”协议,完全限制了中国购买西方军事技术和装备的问题。即使民用的高新技术,美国政府同样限制,甚至连最近“奋进号”升空,都不允许中国记者进场观看,封锁到了无所不包的程度,你还有什么东西可买?

这就好比名义上告诉一只羊,你可以不进羊圈,但同时又在周围把篱笆全部扎好,使你除了进圈别无选择。从前几年中海油购买尤尼科被美国国会否决,到华为公司这次购买美国企业再次被美国国会打住。中国政府最后的发现是碰美国任何有价值的资产都是不行的,最后只能转到其他的方向去投资,应该说总可以了吧?但是,同样不行。当中国跟苏丹合作的时候,马上就有人会拿“达尔富尔事件”说事,说中国的投资与苏丹政府的残暴行径结合在一起,只顾赚钱,不顾人权。而当中国的企业转向去购买力拓公司的时候,美国政府又通过陆克文插进一只脚,直到把这件事搅黄为止。所有这些动作就是逼着你非买美国国债不可。可一旦你买了美国的国债,它又马上对货币实行量化宽松。这种情况下只让中国政府自己考虑风险问题合适吗?

陈志武:

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这样,但是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有人说西方社会就是怕中国人富有、怕亚洲人富有。如果是这样,为什么香港、台湾、新加坡不受到这种怀疑或限制?他们不也是中国人吗?这说明什么?我希望以中国自己怎么做的作为参照,将心比心。

乔良:

这点我也不能同意你的观点。香港、台湾人是中国人不假,新加坡人是华人也不假,但西方的怀疑和限制并不是种族意义上的,而是针对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巨量的产能。如果香港、台湾、新加坡也有这么巨大的能量,我相信他们同样会受到这样的怀疑和限制。

陈志武:

首先要强调一下,在美国的不同场合,我也是呼吁美国应放开对中国的技术出口,尤其是应该欢迎更多中国资本到美国收购企业、投资等等。因为我相信自由市场,也包括跨越国界的自由市场。

从另一方面看,我又不得不考虑到现实,这个现实能帮助我们解读美国对中国企业在美国、澳大利亚收购的反应。这个现实是中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都互相怀疑,都喜欢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资本的跨国流动。在中国,2005年到2006年凯雷收购徐工没有成功,也可做很多解释,可以说是因为大家看到了美国是怎么对我们的,这是一个报复;也可以说那次凯雷的失败,使之后中美间的收购更加困难,改变了两国国内的立场。实际上,即使在徐工收购案之前,中国在许多行业都排斥外资,对外资限制比美国多。包括后来的汇源果汁,也许徐工涉及大型工程机械,属于基础性产业,中国不愿让凯雷控制它,但是,汇源果汁应该是很市场的消费品,没有理由限制。

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既然我们在许多行业都限制外资收购,我们就应该理解其他国家的这种行为,将心比心就行。贸易保护主义尤其在选举政治为主体的国家里很明显,为了拉选票,就拿就业甚至国家安全这些口号来阻止跨国资本流动,阻止国际贸易。谁去具体定义过什么是国家经济安全?什么是国家经济不安全?我原来写过一篇文章讲到,开始你可以说核心军工行业涉及国家安全,要保护起来;进一步,你会发现徐工这样的工程机械也涉及国家安全,因为军工要用徐工的机械制造东西,所以要保护起来;再往前推一步,汇源果汁、服装业是不是也要保护起来?肯定要,因为中国人不穿衣服是不行的,服装行业如果被外资控制了,怎么办?万一他们什么时候不生产衣服了,或者是衣服不卖给中国人了,我们不是没衣服穿了?那不行!服装业当然涉及中国人的生活安全。食品、饮食更加是了,所以,餐饮业肯定也要保护起来。到最后,没有哪个行业是可以由外国人介入的!

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或其他国家,以这个安全那个安全为由,又不去定义这些安全到底是什么,如果不划清界限的话,最后就变成方方面面的贸易保护主义。我觉得这是各国都应该反思、讨论的话题,而不只是美国的问题。

乔良:

你说的这一点,从广义上讲,我不反对。但我反对在这个问题上持双重标准。如果只有一种标准,我也可以跟着西方一道指责中国企业,为了挣钱到那些有人道主义灾难的地方去撒钱。问题是,如果你看到双重标准的时候,这个时候肯定所有人,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个体,他的第一反应就是与持有双重标准的一方发生对抗。其实,稍微对过去3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做一个历史回顾,就不难得出一个结论,你所说的包括凯雷收购徐工失败的案例,这类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并非中国人的发明,而是美国人这类做法在前,中国人向美国和西方学习在后。要知道,作为后发国家,中国在每一方面都落后于西方,包括贸易保护主义。

我不能理解,为什么西方总是在它昨天做过的事情上,指责今天的中国?过去几十年里,西方一直都是这样的,先让自己占据一个道义制高点,然后再谈某个原来在它眼里并非道义问题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美国在跟苏联冷战的时候,出于抗击苏联的需要,它拉拢和支持的所有第三世界国家都是集权专制国家。而对这些国家发生的所有人权或人道主义灾难,美国乃至西方国家一般都只是泛泛地指责,这其中毫无疑问存在一个双重标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