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第4/5页）

酒井笑容可掬，深不可测的目光，似乎早已看透了郑永清心中的一切。

郑廷贵又翻了眼儿子：“见到酒井先生，也不知问候一声？”

郑永清收回与酒井对视的目光，冷淡地回过身，随马明金来到一边，悄声地说着什么。

周围的人，目不转睛地看着马明金和郑永清，尤其马万川，虽不动声色，但他内心有着高度的灵敏，他不用去看儿子和女婿说话的表情，似乎已猜测出什么……

郑永清与马明金说过话，没与任何人打招呼，急匆匆地走了。

郑廷贵看着儿子的背影，十分不悦也十分不解的抱怨着：“这孩子，今个儿是咋的了……”

接下去，酒席没有理由再拖延下去了，马明金都不知是怎么讲完的祝酒词，反正是心不在焉，甚至有些结结巴巴，好在人们心思都集中在酒菜上，没过多在意。

马万川趁人们还没围上来敬酒时，摆手让儿子过去，低声地问：“你和永清嘀咕啥呢？”

马明金心情沉重，但事关机密，他不好对父亲明说，沉吟一下说：

“爹，一会儿我要回营部，我……我现在先敬你老一杯酒吧！”

马万川通情达理地说：“敬啥敬，有事儿你先走吧！”

马明金：“我把明满喊上来，让他跟明玉招待下客人。”

“是不是日本人又找麻烦了？”马万川是个眼观六路，洞察秋毫的人，他从刚才郑永清见到酒井时的神情，还有酒井喜上眉梢那种特殊的表露，断定所发生的事，一定与日本人有关。

马明金禁不往瞥了酒井一眼。

马万川：“别看他，那小子乐得嘴都咧到腮帮子上，记住，跟日本人打交道，你睡觉都得睁只眼睛。”

马明金此生最佩服的就是父亲，见父亲已点出日本人了，他还能说什么呢，只好点点头。

“那你快走吧！”马万川催促儿子，也不忘叮嘱儿子：“兵随将令，别莽撞，你上边还有长官呢！”

马明金点头答应，刚好，有一拨人过来敬酒，他悄然退下，走出大厅，离开“西春发”。

郑永清急忙见马明金，告知出大事了，且还不是一般的大事，而是惊天动地的大事，这个大事就是后来史称的“皇姑屯事件”。

东北王，也称大帅--张作霖，字雨亭，小名张老疙瘩。辽宁海城县城西小洼村人，自幼家境贫寒，给人放过猪，当过兽医，后因报父仇杀人，流落他乡，投入清军，不久，该部入关，张作霖脱队，回到故里，当了胡子，一九0一年除夕，他率人抢劫了慈禧太后的贡品，被清军追杀未果，后来，清政府见张作霖的势力越来越大，使出安抚之策，一九0二年招安张作霖为官府的管带，自此张作霖步步高升，飞黄腾达，凭其骁勇善战，巧工心计，加上他还有八个结拜兄弟的鼎力相助，春秋几度，至一九一八年，被北京政府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辖辽吉黑，一举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王。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五日，第一次直奉战争仅过去两个月，张作霖为雪失败之耻，指挥十五万大军，在一部分海、空军的配合下，分两路向山海关，赤峰，承德发起进攻，第二次直奉战争打响，直系曹锟，吴佩孚，仓促应战，但其二十万部队，抵挡不住奉军的锐利攻势，有人说，当时戴狗皮帽子的如入无人之境，一点也不过分，一个月后，张作霖利用直系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与吴佩孚的矛盾，收买冯玉祥倒戈，吴佩孚腹背受敌，军心大乱，只带两千余人南逃，十一月三日，张作霖进入北京，表面推举段琪瑞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临时执政，其实是张作霖控制了北洋政府。

也就在这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管辖的范围，不但由东北扩展到华北，还进军中原，触及东南，其手下张宗昌任山东督军，姜登选任安徽督军，杨宇霆任江苏督军。可以说，这是奉军最鼎盛时期。

但此时，早已对中国虎视眈眈的日本，因张作霖未能执行一九一五年日本与袁世凯签订的卖国“二十一条”条约中，所谓“有关南满、东蒙古农工业的中日新约”部分，几次向张作霖施压，张作霖都未屈服。现见张作霖虎踞北京，头大尾长，便威逼张作霖撤出关内，妄图日后把“满蒙”从中国肢解出去。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曾威胁张作霖：若不早日退回东北，将来奉军兵败如经过山海关，日军须将其缴械。

张作霖气得大骂：“小日本子没安好心，想趁机要挟我，我豁出我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出卖国家利益，让人家骂我卖国，让儿孙后辈也跟着挨骂，他日本人想出兵，我姓张的等着他好了。”

日本人早就对张作霖隐有杀心，时刻在寻找机会。

一九二八年，国民政府领导的北伐军，势如破竹，直逼京津，奉军节节败退，张作霖在北京的政权，岌岌可危，为保存实力，张作霖向国民政府通电求和，并决意放弃北京，返回东北老家。日本人乘人之危，向张作霖提出，出兵山东，对抗北伐军，如此一来，日本便可名正言顺，逐渐霸占中国。

张作霖断然回绝：“东三省及京、津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

六月三日晚六时，张作霖在发出“出关通电”后，悄然地离开北京的大帅府，乘坐英国制造的黄色大型钢板防弹汽车，直奔火车站，随行的有他的六姨太和三儿子张学曾，还有靳云鹏，何丰林，莫德惠，等高官及副官和参谋人员，登上回东北的专列--慈禧太后曾用过的专车，因装饰的十分华丽，被人称为花车。有人曾向张作霖荐言，说这个花车不吉利，但张作霖不信邪，复用为自己的专车。晚八时，专列从北京站开出，半夜，风驰电掣的列车，开进山海关车站，张作霖的结拜兄弟，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专程在此迎候，上车恭陪，专列继续北上。

张作霖做梦也没想到，前方等待他的将是死亡陷阱……

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在此之前，就曾派情报部的参谋竹下义睛，进入北京，与驻华公使馆武官和日军驻天津的指挥官，准备在华北伺机暗杀张作霖，但苦于不好下手，这时，河本大作、向村冈长太郎请缨：

“让我来干吧！”

河本大作是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狂热的军国主义者，在接到村冈长太郎命令和得到张作霖从北京出发的确切时间，立即启动他早已拟定的“必死之阵”计划。起初，他想把暗杀地点选在新民以东的辽河铁桥，经侦察发现奉军戒备森严，不好下手。最后定在皇姑屯附近南满铁路与京奉铁路交叉处的三洞桥。

六月三日，河本把负责三洞桥守备任务的日本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第四中队长东宫铁男找来，命令他配合懂得工兵爆破的菅野中佐，神田大尉等人，天黑时，把重达一百二十公斤的三十包炸药，安放在三洞桥下，接上电流引爆装置。为确保张作霖毙命，河本还组织一支“拔刀队”，万一张作霖还活着，“拔刀队”要趁乱，闯进脱轨的车厢内，杀死张作霖。为了掩饰责任，河本还使出一个混淆视听，嫁祸于人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