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开皇之治
贞观四年，唐太宗李世民问起大臣萧瑀（萧詧的孙子，杨广正妻萧皇后的弟弟，以“耿直敢谏”闻名历史），隋文帝杨坚是个什么样的人？
萧瑀回答：“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论事，宿卫之士，传飨而食，虽性非仁明，亦是励精之主。”
性非仁明
杨坚是中国历史上最幸运的开国皇帝：
他的颠沛流离了大半生最终却成为西魏大将军的父亲杨忠，让他从出生之日起，就步入了北周的权力中心；
尽管由于宇文护的压制，他没能一开始就飞黄腾达，但是，这却让他得到了宇文邕的赏识，获得了国丈的身份；
正因为国丈的身份，他幸运的被宇文邕的宠臣们看重，成为摄政；
兴兵反抗的尉迟迥，非但没能动摇他的地位，反而为他最终篡位称帝扫清了障碍，当前辈王莽花费了二十多年时间来进行政治整合之时，他却只需要一年；
他完全继承了宇文邕的政治遗产，当他建立隋朝后，南北朝末期北方的分裂已经结束，“北强南弱”的局势越发明显；
当他最终决定要统一天下时，他的对手，居然是中国历史上最无能的亡国之主——陈叔宝，以至于，他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灭亡了南陈；
突厥曾一度让他寝食难安，但是，幸运的是，他有个叫做长孙晟的部下，以其翻云覆雨的政治手腕，帮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解决了心腹大敌；
……
然而，当千年之后，我们回顾历史，却很难将“幸运”二字作为标签，安在杨坚的头上，相反，我们要感谢这种“幸运”，我们必须这样说，“幸运”的是，中国历史上，曾经拥有过杨坚这样的皇帝。
跟一般人不同，我准备从杨坚的缺点开始谈起。
当我们翻开二十四史，翻开《资治通鉴》，我们会发现，大部分的皇帝，我们想找他们的缺点非常容易，史官们会毫不留情的，不吝笔墨的，将这些皇帝的种种荒唐，曝露于史书之上——以至于近现代很多哲人感慨，中国人何其不幸，居然在这些玩意手下过了几千年！柏杨先生就将中国历史称为“酱缸社会”。
当然，柏杨先生此语不免过激，在我看来，我们能了解到中国皇帝这么多乱七八糟的烂事，恰是中国政治文明的体现——试想，在特权社会，哪个国家的当权者没有乱七八糟的丑事呢？为什么只有中国的历史将其保留的如此完整呢？
我们赞颂民主制度时常说，民主政治的高明，不在于没有丑闻，而在于，一旦出现丑闻，这就会很快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因此，对于中国的历史，我们同样可以说，中国政治文明的先进，不在于能够避免种种丑闻，而在于，大部分的丑闻，都会在千百年之后，成为后世之人的谈资。
然而，在史官们毫不客气的笔触下，我们要寻找杨坚的缺点，却显得极为困难。我翻遍《资治通鉴》，最后发现，如果硬要说杨坚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如此种种，都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苛。
所谓“苛”，于杨坚而言，就是他总是试图将所有事情都纳入自己预想的轨道上来，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缺乏一些弹性，他显得有些刻板，他没有恢弘的气度，他渴望他的国家、他的臣民、他的子女，都照着他的要求前进，他不能容许在这个过程里，出现任何的偏差。
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看看杨坚的这个“苛”字吧：
在前文的《使命》一章里，我们说，杨坚的重要任务，是重建一个价值体系。在漫长的乱世中，我们看到的，是道德的日渐沦丧，要说明这一点，我们窥一斑以见全豹，看看自六镇兵乱以来，中国的统治家族出现了多少次的骨肉相残吧：
北周时期：宇文护诛杀了自己的两个堂弟，宇文觉和宇文毓；而后，宇文邕又诛杀了他的堂兄宇文护；宇文赟即位后，对他的叔叔宇文宪痛下杀手；
北齐时期：这个我们前文已经讲了很多了，高纬诛杀其弟高俨；高洋诛杀三弟高浚和七弟高涣，堂叔高岳也为其所诛，六弟高演也险些倒霉；高演诛杀了他的侄子高殷；高湛诛杀了侄子高百年，而高浚、高涣之死，他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高澄则残酷对待他的弟弟们，尤其是高洋……
南陈时期：陈叔陵在陈顼驾崩的次日，用切药刀猛砍陈叔宝；陈叔宝的父亲陈顼夺得帝位，是因为干掉了其兄陈蒨的嗣子陈伯宗；同样的，陈蒨称帝后，也干掉了从北周回国的陈霸先嗣子陈昌；
南梁时期：萧绎干掉了其弟萧纪、其侄箫誉，间接逼死了萧纶，萧詧此后又报了萧绎的一箭之仇；而在整个侯景之乱中，萧氏子弟们，几乎都在围观，眼睁睁的看着宫城被侯景攻破……
而在六镇兵变期间，还发生了又一件人伦惨剧——胡太后杀掉了儿子元诩。
当然，有人会说，政治无父子，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如南北朝这样，从六镇兵变（公元524年），到隋朝一统天下（公元589年），65年的时间，光皇室宗亲内部，就出现这么多的人伦惨剧，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由此可知，当时中国社会的价值体系，面临着怎样的巨大冲击。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杨坚采取了什么办法呢？他只用了一个字——孝。
大力倡导这个字的，乃是杨坚早年的宠臣苏威，曾经他对杨坚表示：“臣先人每戒臣云：‘唯读《孝经》一卷，足以立身治国，何用多为！’”杨坚对此颇为赞赏，并将此作为治国之本。
杨坚之所以如此看重一个“孝”字，是因为，这是传统道德的基准点，由这个“孝”字可以无限发散，由家发散到国，由子女对父母发散到臣对君，换句话说，“孝”其实是“忠”的根本，只有把“孝”稳固了，“忠”才能立足。
对这个问题，吕不韦在《吕氏春秋》里就发表过一番见解：
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所谓本者，非耕耘种植之谓，务其人也。务其人，非贫而富之，寡而众之，务其本也。务本莫贵于孝。人主孝，则名章荣，下服听，天下誉。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官廉，临难死。士民孝，则耕耘疾，守战固，不罢北。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纪也。
夫执一术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从者，其惟孝也。
为了贯彻这个政策，杨坚让苏威做“五教”，以教化民众，并开始树立典型；《隋书卷七十二》中，记载了隋文帝表彰孝行的多个典型，大家不妨一观。
当然，“孝”的目的是为了“忠”，所以，在“孝”和“忠”之间，杨坚也是通过实际行动，来表明了他的态度。在北周五王事件中，有个叫李安的人，曾经“大义灭亲”，向杨坚告发了其叔跟赵王的“谋反”情事，杨坚对此极为赞赏，还为此下诏表彰了李安的“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