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权臣固政
李德裕复相
随着陈王李成美和安王李溶等人的被杀，在朝廷中担任宰相的牛党成员杨嗣复、李珏以及与牛党关系关系密切的枢密使刘弘逸、薛季棱等人全都失势，朝廷内取而代之，掌握朝政的是李党领袖李德裕。
开成五年（840年）九月，李瀍将在淮南任上的李德裕召回朝廷，先是任命其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不久又兼门下侍郎，由此开始了李德裕独掌宰相大权的时期。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年李德裕54岁，当年他的父亲李吉甫出任淮南节度使时是51岁，后来应召入朝担任宰相也是54岁，被朝野视为奇异之事。
事实上，李瀍重新起用李德裕担任宰相，并不完全是因为李德裕具有真才实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牛党不拥立自己的政治原因。尽管如此，由于李德裕后来一系列出色的表现，例如，平定泽潞之乱、北征回鹘、会昌废佛等，使得他在李瀍在位时期一直身居宰相职位而没有变化。
对于重新回到朝廷的李德裕而言，现在自己得到皇帝陛下的信任，这个机会实在很难得，他利用李瀍对他的信任，首先要做的就是去掉长期让他如芒在背却始终未得妥善解决的心病，那就是设法删减《宪宗实录》中关于他父亲李吉甫的一些有碍名誉声望的记录。
李吉甫当年因为主张对藩镇采取用兵之策，而深受宪宗李纯的赏识，无论在朝廷中，还是出镇地方，都有很多建树，当然他也得罪过很多人，尤其是元和三年（808年）发生的贬谪制科考官和对牛僧孺、李宗闵等人长期压制不用，进而导致朝野舆论的批评。
记载宪宗李纯一生史事的《宪宗实录》一共四十卷，是路随等人监修，沈传师等人修撰的，在大和四年（830年）三月修成。
由于唐朝中期以后，朝廷斗争日趋激烈和复杂，其中对史馆中各类历史文献的修撰工作也产生很多影响。秉笔直书，善恶如实记录似乎已经大成问题，而且在实录修成之后，出于某种政治需要而一再进行删减涂改，进而失去了历史记录的严肃性和可信程度。
当时《宪宗实录》修成后的遭遇即是如此，文宗李昂在位时曾经下令修改其中顺宗李诵在位时期的某些记录，但遭到了路随的反对。不过路随虽然上疏指出修改实录记载的种种不妥之处，但是文宗李昂并没有接受，依然下诏进行修改。于是在大和七年（833年），路随将经过修改的《宪宗实录》和新修撰的《穆宗实录》二十卷一起进献文宗李昂。
而李德裕复相后想要修改的《宪宗实录》，正是路随在大和七年完成修改的版本。从文宗李昂给路随的诏令来看，当时对《宪宗实录》的修改，也仅限于顺宗李诵时期的史事记录，而李吉甫对朝政产生较大影响是在元和二年（807年）担任宰相以后，但李德裕仍然担心《宪宗实录》中存在着不利于父亲的记录，所以他决定无论如何也要修改实录。
早在文宗李昂即位之初，曾经下诏宗室成员李汉担任实录修撰，参与《宪宗实录》的编撰工作，李汉秉承史家直书的优良品德，尊重历史事实，对李吉甫在宪宗时期的所作所为如实记录，因此备受舆论称道，但相反却深受李德裕的厌恶和疏远。
李德裕为了达到修改《宪宗实录》的目的，先是在会昌元年（841年）三月，带领重新回归朝廷的宰相班子成员陈夷行、崔珙、李绅，以宪宗李纯有中兴之功，上疏皇帝李瀍请求为宪宗李纯修建百世不迁之庙。李德裕这样做无非是想提高宪宗李纯的祭祀规格，以博得皇帝李瀍对自己的好感，为他修改《宪宗实录》的计划奠定基础。
但是李德裕没有想到，他的请求不太合乎礼法。因为在古代宗法制度中，关于祭祀祖宗有这样的规定：只有始祖之庙才能永远不迁，而始祖以下的历代祖宗在祭祀世代之数过于遥远后，要按规定迁入太庙，并按次序排列，统一进行祭祀。
尽管皇帝李瀍看了李德裕的奏疏，并称赞李德裕的建议很是中肯（“所论至当”）。但是当李瀍将李德裕的建议交给朝廷大臣进行讨论时，还是因为不合乎礼法而遭到了朝臣们的普遍反对。
在舆论的压力之下，李德裕只好不再采取迂回策略，直接以现有的《宪宗实录》版本所记载的内容不齐全为由，向皇帝李瀍提出了重新修订的请求。会昌元年（841年）四月，李瀍诏令宰相、监修国史李绅和史馆修撰郑亚重修《宪宗实录》。十二月，李德裕又针对实录的体例问题，上疏李瀍请求修改，事实上，李德裕的上疏不过是个障眼法，是为了他删减实录中关于父亲李吉甫的“不善之迹”制造理论根据，他的想法不仅是朝臣，就连皇帝李瀍都颇为知晓。
当时李德裕为了避免朝臣们的非议，对可以记入实录的史事做了十分严格的规定，但是其同党李绅和郑亚为了讨好李德裕，在修改实录的过程中，不仅将原稿中对李吉甫不利的记载全部删除，而且利用不少材料对李吉甫进行美化。
会昌三年（843年）十月，经李绅和郑亚将近三年的修改，新修撰的四十卷《宪宗实录》修成，并进献皇帝李瀍。对于李瀍而言，新修撰的《宪宗实录》品质如何似乎与他关系并不大，而且他早就知道李德裕的真实想法，所以重修《宪宗实录》和重新起用李德裕一样，都是出于政治需要，表明了李瀍对李德裕的绝对信任以及对牛党的彻底否定。
李德裕曾经就如何看待朋党问题，特意利用在延英殿与李瀍对话的机会，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当时，李瀍召见宰相班子成员议事，告诉宰相们说侍讲把孔子的三千弟子说成是朋党，为此询问宰相们对这种说法的看法，于是李德裕专门针对这个话题向李瀍上了一封奏疏。
在奏疏中，李德裕驳斥了侍讲把孔子三千弟子看成是朋党的论断，他认为所谓的朋党在行事中带有很强的政治目的，他还列举了历朝历代那些背信弃义、结党营私的行为表现，对这些人的行为进行了强烈地批评，而且在奏疏中李德裕还特意提醒皇帝李瀍，标榜自己这种不结朋党的人实在为数不多。
事实上，李德裕的目的在于借古喻今，指斥当朝官员结党营私的行为，他的锋芒所向是针对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并以“座主”“门生”等关系形成朋党势力的牛党而发的。
但是“牛李党争”的本质就是两党结党营私，进而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在这一点上以李德裕为核心的“李党”与他在奏疏中列举的朋党性质相同，不过从某种角度而言，李德裕复相后首要的任务是要抑制宦官的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