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党争终结（第4/5页）

李德裕倒台后，被牵连的官员为数不少，绝大部分人都是朝廷中的文臣，当然受牵连的也有武将，其中以兼任河中、河阳、凤翔三镇节度使的石雄为典型代表。

石雄作为武宗李炎时期反击回鹘、平定泽潞之乱中战功最为卓著的将领，深得李德裕的赏识和信任，就连武宗李炎本人也称赞石雄的勇猛是很少有人能比得上的。所以在会昌年间，石雄仰仗皇帝和宰相的绝对宠信而身兼三镇节度使，算是李党成员之一。

可是随着李忱即位后对李德裕的打击排挤，李党失势后，石雄也失去了靠山。朝廷内取而代之的牛党势力对石雄颇为忌惮，虽然他们知道石雄是一位智勇双全的武将，是帝国镇守边塞不可多得的人才，但出于本派之私利，他们还是以防止李党死灰复燃为借口，鼓动皇帝李忱解除了石雄三镇节度使的职务，并让其奉诏入朝听候安排。

石雄虽然是个武将，但李德裕倒台，他十分明白对于自己意味着什么，在奉诏入朝后，他立即前往政事堂求见白敏中，希望朝廷看在自己曾经有功于国家的分上，委任自己一个偏远地区的节度使之职以终老。

但是石雄的请求最终被拒绝了。牛党解除石雄的职务，就是因为他是李党成员，白敏中为此还挖苦石雄，说他过去的功劳，朝廷以三镇节度使作为对他回报已经足够了，他实在不应再奢求什么。不过白敏中并没有将事情做绝，在充分考虑石雄的请求后，他委任了石雄一个左龙武统军的职务，将他留在了皇宫之内。事实上，等于是将石雄置于自己的眼皮底下加以监视。

石雄是牛党势力排挤打击李党势力官员的最后一人，随着石雄被变相软禁，和牛党势力斗争40余年的李党势力终于以惨败而告别朝廷政治舞台，其党魁李德裕在大中三年（849年）到达贬所崖州。

事实上，凡是被贬到崖州的官员，基本上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当年杨炎和韦执谊被贬崖州，一个没走到崖州便被缢杀，一个在崖州郁郁而终。而现在李德裕也要到那里去，这让他心中不禁产生阴影，在到达崖州后，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李德裕登上崖州城楼赋诗一首：

独上高楼望帝京，

鸟飞犹是半年程。

青山似欲留人住，

百匝千遭绕郡城。

或许此时的李德裕已经明白，在政治斗争中，一个人无论是得势还是失势，其实都没有道理可讲。那一刻我们几乎可以听到李德裕对世事无常的那一声长叹，长叹悠悠之间涵盖了他的一生，也涵盖了一部历经40余年牛李党争的晚唐历史。

大中十三年（849年）闰十一月，李德裕病逝于崖州，终年63岁。

一代名相就此悲情谢幕！

李德裕虽然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关于他的话题以及牛李党争的历史，千百年来却始终没有停止讨论。与他同时代的李商隐评价李德裕是“成万古之良相，为一代之高士”，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或许，李商隐的评价只说对了一半。

不是终结

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势力在持续40多年的牛李党争中，最终以惨败彻底退出政治舞台而告终，但我们不能否认，李德裕依然是晚唐的著名政治家。从元和年间开始步入仕途，历经宪、穆、敬、文、武、宣六朝，长期地方任职的经历，担任过浙西、郑滑、剑南、西川、淮南、荆南等镇观察使和节度使。在朝廷中历任监察御史、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御史中丞、兵部侍郎、兵部尚书、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加官至太尉，晋封卫国公。

李德裕在政治上主张强化中央集权，在大唐帝国国势逐渐衰弱的情况下，主张树立朝廷权威，对不听命的藩镇采取强硬对策，以维护的帝国的统一，而且强调整顿吏治，提高行政效率。

武宗李炎在位的会昌年间，是李德裕人生最为得意的时期。由于他深的李炎的信任，其胆识和才学得以充分发挥，并在处理会昌年间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李德裕从幼年起，就继承家学渊源，勤奋刻苦地攻读《汉书》《左氏春秋》等史料典籍，成年后喜好著书写文，官居宰相后虽然政务繁忙，但依旧笔耕不辍。在他长安城的安邑里府邸中有起草院，其中又有精思亭，每当遇到朝廷需要用兵的大事时，李德裕都要独处其中，凝思运筹地为皇帝起草诏令文书。而且李德裕著述颇丰，流传至今的有《会昌一品集》《次柳氏旧闻》，已经散佚的有《文武两朝献替记》《会昌伐叛记》《大和辩谤略》等。

除了李商隐给予其极高的评价之外，近代的梁启超也对其颇为赞誉，将他与管仲、商鞅、诸葛亮、王安石、张居正并列，称他是中国古代六大政治家之一。可是我们知道，与这五个人比起来，李德裕无论从名气还是历史功绩来看，都无法和他们相比。究其根本原因则是因为他陷入了影响大唐帝国国运的党争事件中，而且从个人品格来讲，李德裕虽然才学俱佳，但实事求是地说，其心胸并不宽广。

政治上的有所作为不应该掩盖自身性格和气质的缺陷，李德裕为人孤峭，以才学自负而特达不群。虽然他对朝廷中的党争问题深恶痛绝，但因为特殊的出身以及心胸狭小，尤其在他手握大权之时，没能摆脱维护本派系之私利的想法，致使其热衷于党同伐异。

即使在他被贬黜之后，又著《穷愁志》三卷共计四十九论，深刻阐述党争问题。虽然他在著述中一再为自己开脱，在序文中也称这本著作仅仅是在朋友间作为交流使用，但文章中依旧散发着浓厚的朋党气息，而且隐含着对牛党成员的人身攻击，这不能不说与他的个人品格和心胸有关。

对于牛党的魁首的牛僧孺，即使在李德裕最为失意潦倒之时，依然没有忘记诋毁攻击。他在评论牛僧孺所著的《周秦行记》时，利用牛僧孺的姓氏大做文章，称之为“太牢”，甚至说牛僧孺“阴怀逆节”。而那个时候牛僧孺已经死去，但李德裕仍以如此恶毒的语言对逝者肆意诋毁，并以未处置牛僧孺的族人而深深遗憾，甚至将对牛僧孺的报复转嫁到其子孙的身上。他对牛僧孺刻骨铭心的仇恨，使得他心态完全失衡，而这对于评论他这个晚唐政治家来讲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如果将李德裕的功过做一个划分，会昌年间的励精图治与深陷牛李党争，单从这两个方面来看，李德裕的功过可以划分为五五开。但如果站在晚唐历史的宏观角度来看，因为“牛李党争”使得大唐帝国加剧了内耗，李德裕实在无法和前边提到的五位宰相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