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党争终结（第5/5页）

以李德裕大中三年（849年）死于崖州贬所为标志，这场从宪宗李纯在位已开端倪，历时约40余年的“牛李党争”，终于以牛党的全面胜利和李党的彻底失败而宣告结束。

“牛李党争”是晚唐历史的三大祸害之一，两党之争既有社会的历史根源，又与同时代的政治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牛党成员多为出身庶族，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而李党则代表那个时代日趋没落的世家大族。事实上，“牛李党争”的主要分歧是围绕对待藩镇和科举采取什么态度展开的。

在对待藩镇的问题上，从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担任宰相时起，就极力主张抑制藩镇势力的发展，对敢于和中央分庭抗礼、不听朝命的藩镇，坚决以武力讨伐。但牛党则由于自身与藩镇势力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对藩镇多采取妥协迁就、曲线救国的一种策略，但在李党看来完全不能容忍。

如果我们仔细梳理，就会发现无论是李吉甫还是李德裕担任宰相的宪宗、武宗时期，藩镇们大为收敛，不敢过分造次；而在穆宗、敬宗、文宗时期，藩镇势力颇为嚣张，这不能不说与两党对藩镇的态度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

李党的压制藩镇政策，减轻了因藩镇割据和混战所造成的危害，有利于大唐帝国的统一和改善民生，元和中兴恰好说明了这一点，这是对李党应该给予积极评价的一方面。但在对待科举问题上，李党成员因为出身的缘故而产生了局限性，特别是李德裕顽固坚持门第观念，肆意诋毁科举制度，在科举制度已经成为那个时代主要选官途径，并且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形势下，李德裕的攻击否定科举制显然与时代背道而驰。

而且在李德裕的影响下，李党成员甚至有了废除科举的呼声，这其中以文宗时期的李党成员郑覃最为积极。当时他上疏文宗李昂，认为南北朝时期多用文采华丽之士，所以出现不治的局面。在郑覃看来，只要有才能就可以重用，为什么偏要通过考试才决定重用谁呢？

郑覃还进一步举例说，陈后主、隋炀帝都是能写文章的高手，但就是不懂得怎样治理天下，所以最后搞得天下大乱，写文章只是雕虫小技，希望皇帝陛下不要过分看重。

由郑覃的话我们可以明显看出，牛、李二党的政治主张和观点各有所长，同时也有各自的短板，客观地说不能一概而论，不能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如“长庆销兵”事件就不能完全说牛党对待藩镇只是姑息。

但是“牛李党争”毕竟是大唐帝国逐渐走向衰落的一个源头，无论他们是怎样的政治观点，其斗争不仅加剧了帝国的内耗，而且不可避免地带有帝国高层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的痕迹。

“牛李党争”虽然是唐朝初年以来士族和庶族两种政治势力斗争的继续，但唐朝建立以后的二百多年时间里，通过科举制度进入仕途的庶族出身的官员，已经在官员队伍中占了绝大多数，他们的政治地位已经与唐朝初年不可同日而语，甚至早已经成为李唐皇室所依靠的主要统治势力。

同样，这些庶族出身的官员在皇帝那里得到了过去只有士族势力才能享有的政治和经济特权，一部分庶族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摇身变成世家大族，因此牛李党争能够持续40余年已经不能与唐初的士庶斗争同日而语。

因为自身的切身利益，牛李两党党争激烈之时，李党得势时，牛党必非之；同样牛党走红时，李党也是诋毁不断。长期的朋党之争，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互为表里，加剧了大唐帝国政治走向没落的速度，虽然两党之争终结，但大唐帝国的衰落却并没有终结，虽然“小太宗”李忱勤于政事、孜孜求治，但终究挽救不了大唐帝国走向衰弱的颓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