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在革命最低潮中成立同盟会！（第3/3页）
从忠于大清到反清：黄兴组建华兴会
1902年6月，湖南籍学生黄轸以官派留学生的身份，抵达日本东京私立宏文学院速成科学习（学制八个月）。此时，日俄争夺朝鲜和满洲已经激烈化，日本的重点在朝鲜，而俄国的重点在满洲。俄国人向朝廷提出了独占满洲的要求，对于这一点，日本国内媒体自然要大肆报道，煽风点火，并宣扬日本“抗俄援清”的口号，留日学生看到报纸，悲愤交加，点燃了他们的“爱国”热情！ 1903年4月29日，黄轸与老乡陈天华等其他留日学生联合起来，成立了“拒俄义勇队”，要求以学生军的形式上战场杀敌。可见此时的黄轸等人还是“忠君爱国”，他们体谅朝廷，不惜以一腔热血杀敌，而朝廷驻日公使蔡钧却向国内密报：留日学生不过是找了抗俄的名头，实际上是要“谋划革命”，要密谋推翻太后的统治。 事实证明，蔡大人写这个报告并不是敏感得过头，只是准确地摸准了慈禧的心思。日俄有可能在满洲爆发大战，国内外局势即将风云突变，每当这个时候，慈禧的神经都很紧绷，最关心的就是如何确保她的权力安全。果然，慈禧命令蔡钧跟日本政府严正交涉，施加压力，要求日本政府取缔这个组织，同时密令国内各督抚严密防范，如果留日学生回国，发现他们行踪诡秘，确实有“闹革命”的意思，随时缉拿，就地正法！ 此时的日本政府也不敢得罪朝廷，在几天后就取缔了拒俄义勇队。这一行动彻底地激怒了黄轸、陈天华等人，他们不明白，自己明明是出于保家卫国的激情，不惜上战场杀敌，朝廷却是这个态度，防范学生甚至比防范要占领满洲的老毛子还厉害。朝廷这个态度，留日学生们能不被大清密探抓走保住性命就不错了，还谈什么上战场抗俄、保大清？ 留日学生的怒火在熊熊燃烧！ 自从鸦片战争以后，朝廷对外一直都很软弱，处处以维护统治的稳定为首要，那个时候的年轻人虽然也有过严重不满，但一般都是积压于心或者私下发发牢骚而已。而这批留日学生却不同了，他们已经看过了外面的世界，已经明白了大清落后的根源，正是政治体制的落后，几十年来，朝廷对外处处挨打，对内却又处处愚化压制百姓，这已经开启了年轻学子的轻视之心——朝廷不过尔尔，反了又如何？他们对朝廷从来不抱有希望，只有绝望，既然寄希望于朝廷反入侵的俄国不成功，那么只好愤而反清！ 陈天华有口吃的毛病，性格忧郁内向，但写文章厉害，他用极大的热情写出《猛回头》《警世钟》。蔡大人终于有“证据”了！这两篇长文真的成了革命檄文，猛烈抨击朝廷不过是“洋人的朝廷”，“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 然后，留日学生们转入地下，以刺血的方式成立了秘密革命组织——军国民教育会，分为鼓吹、暗杀、起义三部。黄轸加入的是暗杀团。 1903年6月，已经毕业的黄轸该回国了。抵达上海后，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了黄兴，改号为克强，并有意结识了一位牧师。这意味着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决心不会因为回国而改变，并为自己找到了一道基督教的护身符（黄兴于1913年正式加入基督教）。接下来，黄兴与陈天华、22岁的湘籍学生宋教仁等人在长沙成立了华兴会，并策划发动一次起义，失败后纷纷逃往日本，继续革命活动。宋教仁一边学习法律，一边办起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定期寄回大清国内销售，宣扬革命。 几乎与此同时，其他省份的留日学生也纷纷成立了自己的革命团体。在浙江，它叫光复会；在湖北，它叫科学补习所。革命的学生基本都知道一个“老牌革命家”的名字——孙中山！ 孙文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个名字，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孙文以前在日本时，为了安全起见，经常使用日本化名，比如“中山樵”“高野长雄”“中山平八郎”等等，日本人也时常称他为“中山先生”。 1903年，留日学生不断把“中山先生”的事迹传回国内，包括从十年前起就已经发生但大清国内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的广州起义、三洲田起义等等，一位叫章士钊的人还专门写了一本书来介绍这位“老牌革命家”。不过章士钊此时还没去过日本，他并不清楚日本人所称的“中山先生”，其实是姓“中山”，而不是名“中山”，章士钊就把这个“中山”日本的姓与中文的孙姓连在一起，生生发明了中日结合的名字——孙中山！ 从此，“孙中山”这个名字也就在革命阵营中渐渐地传开了，以至于比“孙文”这个本名还要著名，而孙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知道“孙中山”指的就是他。在他的一生中，几乎从不自称或者署名“孙中山”，而是自称“文”，署名孙文，也从来没有人当着他的面称呼他为“孙中山”。后来中国国民党执政，禁止使用孙文这个“名讳”，一律改称“总理”或者“国父”。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章士钊已经是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参与审定历史教科书，他又改回了“孙中山”。但我们要知道的是，“孙文”才是本名。 好吧，孙文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回到日本的：越来越多的留日学生加入革命阵容，他在革命的学生中也有一定的名气。宫崎寅藏又在动脑筋了：继当年运作康有为失败之后，现在可以把以黄兴、宋教仁为核心的这股留日学生界的新兴革命力量，与孙文联合起来！ 一个新的革命联盟即将诞生！同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对于孙文来说，兴中会名存实亡，急需补充新生力量，他对成立联盟极为重视，宫崎寅藏希望这个联盟要以孙文为领袖来成立，如此一来，黄兴、宋教仁会不会同意？ 宫崎寅藏找到了黄兴、宋教仁等人，向他们介绍孙文，称孙文是世界罕见的伟人。黄兴还是很有大局观的，他明白日本方面的意思，也明白孙文在革命领域早已经积累了巨大威望。黄兴知道，他的工作就是要主动维护孙文的地位，否则联盟就有可能无法成立，对双方以及整个革命事业都会造成巨大的损失。通过华兴会内部开会，黄兴、宋教仁等人最后决定：同意加入新的联盟，但华兴会的会员是否加入这个新的联盟则属于个人自由，会员们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新的联盟，这就是说，联盟成立之后，华兴会仍保留组织上的独立性。 宫崎寅藏很快地组织筹备会议。会议是在黑龙会的本部，也就是内田良平的家里召开的。到会者七十多人，除了三名日本人，包括黄兴、宋教仁在内的华兴会会员约六人，包括孙文在内的兴中会为五人。光复会的正副会长此时都还没有来到日本，只有一名普通会员参加，其余的人基本都是想加入革命的留日学生。也就是说，筹备会议其实也是在吸引更多的留日学生加入到革命阵营中来。 正是为了要在更多的留日学生中发展革命成员，也扩大孙文的影响，筹备会议之后，黄兴、宋教仁开始策划一个公开的“留日学生欢迎孙文大会”。黄兴、宋教仁本身在留日学生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很多学生还是《二十世纪之支那》的读者，会有很多人来的。孙文提出，这个大会应该卖门票，遭到黄兴、宋教仁等人反对。孙文自然不是为自己赚钱，他只是无时无刻不想着如何为革命筹款而已。 欢迎大会最后来了近2000人！害得日本警察都不得不如临大敌。孙文一身白西装，发表了近两个小时的革命演说。这大概是孙文从事革命工作以来，第一次面对如此多的听众来阐述革命思想。而台底下的人，不再是华侨，也不再是帮会分子，是一群年轻的面孔，他们对孙文的演讲听得十分认真，不时爆发热烈的掌声。 万事已备，新的联盟就要成立了！ 1905年8月20日，在大清驻日本使馆附近，突然又来了很多的留日学生。他们中有的人找不到路，还跑到使馆门口去问：请问这里是成立革命联盟组织的地方吗？ 在犬养毅的同乡家里，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了，孙文被推举为总理。宋教仁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改为《民报》，作为同盟会宣传革命的机关报。正是在《民报》的发刊词中，孙文详细阐述了原来的十六字宗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并把它再次精炼为三民主义。 那么，中国同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一直以来，同盟会被认为是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的联合，其实从过程和结果来看，它更是孙文与以黄兴、宋教仁为核心的革命留日学生的融合，是老牌革命势力与新生代革命势力的一次大融合。这种融合是松散的，同盟会成立之后，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依然存在，甚至还存在相互独立的情况，下层会员仍归本会控制，秘密活动仍由本会部署，各有各的筹款渠道。打个形象的比喻：同盟会虽然相当于“集团”，但这个组织下面“山头”林立，作为总理的孙文并不能真正领导它们，他更多地成了一面旗帜，一个总的号召人，或者说一个精神领袖。 同盟会的本部设置在东京，在其他地方设置支部和分会。加入同盟会必须捐会费一元，支部收取的会费，必须上缴本部。在本部里，又设置执行部、议事部和司法部三个部门，分别对应西方国家的政府部门（内阁）、立法部门（议会）和司法部门。也就是说，同盟会在组织架构上参照了当时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原则，那么这三个部门之间的关系就很好理解了。 同盟会的总理，实际上是指执行部的总理，也就是对应西方国家的“内阁总理”，他由全体会员选举产生，每四年选一次，可以连任。但这个总理只能领导和节制执行部，他可以向议事部（议会）提交议案，获得批准之后再去执行。如果议事部不批，总理有权解散议事部，再在全体会员中通过选举产生新的议事部。反过来，议事部也可以弹劾总理，提前进行“大选”，章程的修改权也在议事部。最后，司法部也是独立的，它也由全体会员选举产生，负责监督章程的落实和处理违反情况，并只向全体会员负责。 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三个部门是相对独立的，它们之间是相互制衡、相互监督的关系。同盟会的最终权力并不在总理手中，也不在其他两部的领导手中，而是在全体会员手中。 孙文直接成为总理，是因为当时黄兴主动表示，不必选举，推举孙文为总理。黄兴担心的是，凭着他和华兴会在留日学生中的影响力，一旦进入选举程序，孙文可能选不上，他自己可能当选，但是日本人是支持孙文的，甚至可以说日本人会让孙文对总理之位志在必得，如此一来，同盟会可能就成立不了。所以黄兴作出了上述表示，孙文顺利当选，黄兴被选为执行部庶务（相当于副总理）。 应该说，在同盟会成立的过程中，条理井然，并没有出现像十年前杨衢云与孙文“争当会长”的情况，这与黄兴的主动谦让是分不开的。但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孙文其实是以违反同盟会章程的方式成为了总理，在同盟会成立之时，它的章程就被违反了，这确实不是一个好现象，也为日后的内部冲突埋下了伏笔。 另外，宋教仁被选为司法部的检事（相当于检察长）。根据章程，孙文是黄兴的直接领导，却不是宋教仁的直接领导，他与宋教仁是相互合作和制衡关系。